第三章（第5/8页）

为了防止被窃听，站长的办公室每天都要打扫，但真正秘密的会议，总是安排在“泡沫室”里举行。这个有着奇怪名称的房间其实是个会议室，悬空吊在钢筋横梁上，关上房门后，房间四周的间隙会被空气填满。泡沫室里里外外定期会进行打扫，被视为敌对情报机构无法窃听的场所。格雷感觉站长办公室还是不够安全，他要求去泡沫室。

“是吗，小伙子？”站长说。

“嗯，乔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浪费您的时间。也许是吧，对不起。可是，昨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位老人把这个东西扔进了西莉亚·斯通的汽车。您知道吗？就是当新闻随员的那个姑娘。也许根本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

他的声音渐渐轻下去，站长从半月形镜片的上方看着他。

“扔进了她的汽车？”他温和地问道。

“她是这么说的。那人一把拉开车门，把这个扔进汽车，请她转交给大使，然后就走了。”

站长伸手接过文件，黑色的封面上有两个格雷的脚印。

“是什么人？”他问道。

“老头，衣衫褴褛，留着胡茬，像一个流浪汉。把她吓得半死。”

“也许是请愿书。”

“她就是这么认为的。她本打算把它扔掉，但今天上午我搭了她的车。我在路上看了其中的一些内容，似乎政治性很强。里面的标题页上盖有爱国力量联盟的标志印章，看上去像是伊戈尔·科马罗夫起草的。”

“俄罗斯未来的总统。奇怪。好吧，小伙子，把这个留给我来处理吧。”

“谢谢，乔克。”格雷说完就站了起来。英国秘密情报局内部提倡一种上下级之间直呼名字的亲密做法，旨在鼓励同志情谊和大家庭般的感情，强调了在这个奇特的行业里人人平等。只有局长本人被称为“局长”或“先生”。

格雷朝门口走去。他的手刚放在门把手上，就被他的上司叫住了。

“还有一件事，小伙子。苏联时期的公寓楼质量不好，墙壁很薄，现在依然如此。我们的商务三秘昨晚没有睡好，今天上午双眼通红。幸好，他老婆还在英国。下次，你和那位快乐的斯通小姐能否把声音放轻一点？”

雨果·格雷的脸变得像克里姆林宫的围墙一样红。他离开后，站长把黑色文件放到了一边。他今天很忙，大使要在十一点钟见他。大使阁下是个大忙人，他才不想受到打扰，尤其是这种被流浪汉扔进工作人员汽车里的东西。直到夜里在办公室加班到很晚的时候，这位间谍头子才会去看这份后来被称为《黑色宣言》的文件。

西班牙，马德里

1984年8月

在1986年11月搬迁新址之前，印度驻马德里大使馆设在一座华丽的跨世纪建筑物内，位于维拉斯奎兹大街九十三号。在1984年印度独立日那天，印度大使按惯例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款待西班牙政府的高级官员和各国外交使团。与往年一样，这个日子是8月15日。

由于马德里8月天气极为炎热，而且8月通常被政府、议会和外交官员选为假日，许多高官已离开首都，由级别较低的官员代表他们去参加招待会。

以印度大使的观点来看，这相当遗憾，但印度人无法重写历史，不能去改变他们的独立日。

美国派出了他们的代办和商务二秘杰森·蒙克作为代表。使馆内的中情局情报站长也不在，蒙克已经升为情报站的二把手，现在临时代理站长职务。

蒙克在这一年里过得很不错。学了六个月西班牙语后，他已经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考试，级别也从GS-12晋升到了GS-13。这种政府官员的级别档次，对于在私人企业工作的人来说也许意义不大，因为那是联邦政府公务员制订工资的依据。但在中情局，级别不但关系到工资的高低，还关系到职务、地位和职业生涯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在高级情报官职位调整时，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刚刚任命了一位（行动）副局长，以替代原先的约翰·斯坦。主管行动的副局长负责中情局的所有情报收集工作，由此掌管该领域的所有情报人员。新上任的副局长是凯里·乔丹，是当初发现并招募蒙克的伯乐。

最后，当蒙克完成西班牙语课程时，并没有被分配去拉美处，而是西欧处。西欧只有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国家，即西班牙本身。

倒不是说西班牙是一个敌对的国家，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但对于一个三十四岁的单身情报官来说，迷人的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绝对胜过南美洲的特古西加尔巴。

由于美国与其盟友西班牙之间有着良好的关系，因此中情局的大部分工作不是去对西班牙搞间谍活动，而是与西班牙的反情报机关合作，监视苏联和东欧这个敌对间谍成群的团体。在短短两个月时间里，蒙克就与西班牙反间谍局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该机构好多高级情报官的职业生涯可以追溯到佛朗哥时期，他们不喜欢共产主义。由于用西班牙语很难发出“杰森”的读音，常常会变成“夏森”，于是他们就给这个年轻的美国人取名为“鲁比奥”，即金发小伙子。他们都喜欢他，蒙克有这种亲和力。

印度独立日的招待会气氛热烈。人们三三两两走动，喝着印度政府提供的香槟，但酒杯在手里拿上十秒钟就开始变热，人们有礼貌地寒暄，言不由衷地交谈着。蒙克估摸着自己已经为山姆大叔尽了力，准备离开，这时，他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

他穿过人群，走到一位身穿铁灰色西装的男士后面，等到他与一位穿着纱丽【5】的女士交谈完毕、身边没有旁人时，他在后面用俄语说：

“你好啊，朋友。你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那个人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然后露出微笑。

“谢谢你，”尼古拉·图尔金说，“他痊愈了，现在很健康。”

“我很高兴，”蒙克说，“看起来，你也混得不错呢。”

图尔金点点头。接受敌人的送礼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一旦被人告发，他将永远不得离开苏联。但是，为了儿子，他只能去恳求格拉祖诺夫教授的帮助。老医生自己也有儿子，私下里认为，苏联应该在医学领域与世界上最好的研究机构开展合作。他无意去检举这位年轻的情报官，并低调地接受了同事们对他攻克疑难病症的祝贺。

“是的，谢谢。还可以。”他回答说。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蒙克说。苏联人似乎颇为震惊，蒙克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动作：“不是策反，我承诺。”

图尔金这才放松下来。两个人都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蒙克的俄语讲得很好，这表明他不可能是美国使馆商务处的外交官；蒙克估计图尔金应该是克格勃的，也许是在反情报部门工作，因为看到他能够自由地与美国人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