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4/5页）

“我问你你们之间关系的时候，其实早就知道你们已经在一起了，”他说，“一个小测试而已。”

“我没及格。”

“不如说你只是想谨慎一些，再说我的问题也有点儿冒昧。”他安慰我，“劳拉对你而言有多重要？或者说，你觉得她对你而言有多重要？”

“意义重大。”

“你都没犹豫，”他观察着，“那就祝愿你俩一切都好吧。有人问过你来我这边的事吗？”

“没有。”

“要是有人问起，马上告诉我，不管是谁问的，知道吗？”

“当然。”

“很好，谢谢。”

我决心遵循他的那套规则，所以这次我换了话题：“你结过婚吗？”

“我的简历都是公开的，理查德，你竟然没读过？我没结过婚。为什么呢？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净顾着做研究、发展事业，我的事业起步挺晚的。要是两个一起长大的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会很容易忍受对方的怪癖和习惯，但老了，就几乎不太可能了。或许我没遇见合适的人吧。有一次，我被一个年轻女人迷得神魂颠倒，但却狼狈收场。”

“为什么？”

“你难道想让我一语道破天机吗？今天晚上就聊到这儿吧。你想知道我最初的记忆是什么吗？”

“我预感我会把事情弄清楚的。”

“你的预感很对，哥们儿，你有做灵媒的本事。我并没有坐在阳台上，试着折断一根木头。那是一个美丽的初夏，阳光明媚，我在院子里，到处都是玫瑰。我站在一片玫瑰灌木丛边上，手里拿着一大束红花，脚边蹲着一只花斑猫。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小时候所有大人看起来都挺高的）靠过来和我说了些什么。他穿着深色的制服，胸前别着好多徽章，其中的一枚尤其引我注意，可能是因为它特别闪亮。我觉得它应该是银的，十字架形状的。那个理着平头的金发小伙子注意到了我，这让我特别骄傲。

“这就是我的记忆，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我在德国出生，不知道你是否清楚，我是个犹太人。我4岁的时候和母亲及妹妹来到美国，我妹妹英琦当时还是个婴儿。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天纳粹突击队员突然‘到访’，我父亲被他们毒打了一顿，几天后在医院里去世了。但那段记忆，被掩盖的痛苦回忆，其实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我更想保留我的回忆，你懂的，不管它有多痛苦。我有时就像一个天主教徒，把粗糙的记忆像毛织皮带一样系在腰或者大腿上。这些记忆让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看似平常的人究竟能做出什么，表象背后有时潜藏着猛兽。”

他站起来，打开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不由自主地眨了眨。他走到窗边，拉上窗帘。

“外面简直糟透了，”他说，“快半夜了。你确定不想在这里过夜？”

“劳拉会担心的。”我说。

“你可以给她打个电话，”他说，指了指前厅，“我相信她会理解的。”

“不用了，没关系的，我能搞定。”

“那我给你叫辆出租车吧，钱我来付。让你待到这个点儿都是我的错。”

“这次聊得很尽兴。”我说。

“就像我之前和你说的，没必要撒谎。”他说完就到前厅去叫出租车了。

事实上，我没有说谎。他可能是我那时遇见过的最能启发人心的人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声望和名气，还因为他那不容置疑的个人魅力。但与此同时，他却好像总是把自己关在玻璃笼子里，因为他没办法接受这一事实：别人并不是他那场变态心理游戏中的玩偶。

我走到窗子旁边。雪花在阳台上迎光旋舞，如同一群鬼魂。紧接着，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在黑暗之中看见了一个人影，距离窗子有三米多。那个影子冲到左侧，躲在那丛枝叶上缀满白雪的高大木兰树后面。我很确定自己并非臆想，尽管外面太黑，能见度很低。我决定不将此事告诉韦德，他看起来已经压力很大了。

***

他连拨了几次电话才叫到了出租车，花了一个多小时才开到我家门口。出租车把我丢在纪念碑附近的大雪中，我从那里开始继续步行，积雪没过膝盖，寒风刮在我的脸上。

20分钟之后，我和劳拉坐在家中的沙发上，我裹着毯子，手捧一杯热茶。

她突然说：“三个小时之前，提摩西来了。”她从来不叫他的昵称，比如提姆或者提米，就像她从来不叫我迪克或里奇。“我觉得他想继续骚扰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会和他谈谈。或者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我们可以报警。”

“我觉得没用的。”她飞速说道，没说明白她到底指的是哪件事，“你没在家真可惜，不然我们可以当场解决。”

“韦德非要我留下来吃晚餐。”

“你不得不由着他，是吧？你们都聊什么了？”

“关于记忆的一些东西。不如你给我解释一下，你这段时间为什么不理会他了？要不是你，我也不会认识他的。他给了我一份工作，是个让人尊敬的教授，我呢，只是想友善一点儿，仅此而已，因为我知道你很在乎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你坚持要我见他的，你还记得吧？”

她坐在沙发前面的小毯子上，盘着腿，好像要做冥想似的。她穿着我的一件T恤，上面有巨人队的队标，我第一次发觉她有些瘦了。

她为自己刚才的态度道了歉，然后告诉我她妈妈发现自己的左胸上长了个肿块。她去看了医生，现在在等乳腺B超的检查结果。她很少和我谈及她的家庭，只是讲过一些小片段和零碎的回忆。我从来不曾真正用她提供给我的拼图碎片，组成过一个连续完整的画面，尽管我把我家人的一切都告诉她了。我在考虑和母亲及弟弟一起过节，那是第一个没有我爸的圣诞节。我邀请了劳拉，但她说她更想回埃文斯顿。离圣诞节只剩下几天时间了，我已经能感受到分离时刻那金属般的铮铮响声正在迫近。那将是我们相识以来时间最长的分别。

***

第二天，我在市中心一家小照相馆里为《签名》杂志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几个小时之后，我取了照片，给杂志社寄了两张，自己留了两张：打算一张给劳拉，一张给我妈妈。但一直到我假期离开之前，也没想起把照片从背包里拿出来，所以也就没机会把照片给劳拉了。之后，在伊萨卡，我想起那两张照片，却发现它们已经不见了。

杂志一月底出刊，那时我已不断被侦探和记者骚扰，所以就换了地址，因此也没收到邮寄给我的免费杂志。直到15年之后，我的一个朋友将那份杂志作为礼物送给我，我才看到那期《签名》。我朋友在布鲁克林默特尔街一家卖二手书的书店里看见了那本杂志。我再没和那位编辑联系过。直到新世纪的头十年，我偶然得知，他在1990年夏天，在西海岸死于一场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