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第5/6页)
有关狄更斯为什么烧掉所有信件,我个人的见解倒是不太相同。
我认为狄更斯烧信的这个点子是受到我的启发。
在1854年《家常话》的圣诞节特刊里,我发表了一篇故事《第四个贫穷旅人》,故事里的叙述者是一名律师,他说:“法兰克先生,根据我在法律界的经验,如果所有人都把收到的信件烧了,这个国家的法院有半数以上都要关门大吉。”这些法院无论正义与否,想必是狄更斯创作《荒凉山庄》时念兹在兹的。另外,1858年,他前妻娘家不满他对待凯瑟琳的诸多无情无义行为,包括通奸,扬言要送他上法院。
就在狄更斯烧信的前几个月,我在我的小说《白衣女人》里也描述了一段焚烧信件的情节,当时《白衣女人》正在《家常话》杂志连载,每集都经过狄更斯仔细校稿。在我的故事里,玛丽安·哈尔坎收到一封来自华特·哈莱特的信。当时玛丽安的同母异父妹妹劳拉爱上了哈莱特,却应病危父亲的要求答应嫁给另一个人。哈莱特当时即将搭船前往南美洲。玛丽安决定对劳拉隐瞒信件内容:
我几乎觉得我或许应该采取更进一步措施,立刻把信烧了,以免哪天它落入有心人手中。写信那个人提到劳拉的那些语句应该永远埋藏在我和那人心底。此外,他还再次提及他怀疑——如此固执、如此难以解释、如此令人忧心——自己被人暗中监视。留下这封信有个风险:一丁点意外就可能让它流入陌生人手中,比如我可能会生病,或者死亡。最好马上烧掉,减轻一点儿烦恼。
烧掉了!他的告别信的灰烬——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已经变成几片黑色焦炭躺在炉床里。
我的粗浅理论是,《白衣女人》这段文字在狄更斯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当时他非常非常积极地想要跟爱伦·特南展开他的第二段、不能为外人知的人生。除此之外,无论原因为何,我觉得1860年7月他女儿嫁给我弟弟这件事逼得他不得不焚毁所有信件,我相信他也说服爱伦·特南烧掉过去三年来他写给她的信。我非常肯定,在狄更斯心目中,凯蒂嫁给我弟弟查理的行动意味着家庭成员对他的背叛。或许他想象他的子女,尤其是大家公认个性跟他最相像的凯蒂,会再次背叛他、在他死后贩卖或出版他留存的信件,其实这并非多虑。
1857年到1860年这段时间,狄更斯快速老化,有人说他直接从年轻人变成老头子,跳过了中年人那段过程。那段时间里他的健康亮起红灯,感受到死神的威胁,让他想起我书里焚信的段子,于是决心摧毁所有透露他内心想法的证据。
“亲爱的威尔基,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狄更斯突然说。
其他人似乎吓了一跳。他们个个裹着厚厚几层毛衣,正在欣赏肯特郡高低起伏的冰冻原野西边浓厚云层底下的平淡夕阳。
“亲爱的狄更斯,我在想什么?”我问。
“你在想如果这里有一堆旺盛的篝火,就可以让我们取暖。”狄更斯说。
我眨巴着眼,感觉到冻僵的睫毛拍击我冰冷的脸颊。
“篝火!”狄更森小子叫道,“这主意太棒了!”
“的确不错,只可惜我们该进去陪女士们和孩子们玩圣诞游戏了。”说着,狄更斯用戴着手套的双手猛力击掌,发出的声音有如枪响。苏丹大惊失色,猛然往旁边一跃缩成一团,仿佛真有人对它开枪似的。
“进屋喝杯热酒!”狄更斯大喊一声。我们这群围着亮丽围巾的毛料球体又尾随他摇摇晃晃走回屋里。
我告退回自己的房间,没有跟孩子们和女士们一起开心地玩游戏。我在盖德山庄向来住同一间客房,发现那个房间仍然为我保留着,我暗自松了一口气,显然最近几个月来我没有被降级。由于孩子们都回来过节,还有一组神秘嘉宾晚上才会到,波希的房间被安排到马路对面的法斯塔夫旅馆。我觉得这很奇怪,毕竟波希是老朋友了,他当然比那个姓狄更森的孤儿更有资格留在山庄里。不过我老早以前就放弃去理解或预测狄更斯的反复无常。
亲爱的读者,我应该在此说明,我还没对菲尔德探长或任何人提起那天深夜服用鸦片酊后得到的启发,也就是狄更斯计划谋杀有钱孤儿狄更森(我依稀看见红色天竺葵像鲜血般洒在户外与旅馆房间)。理由显而易见:那只是鸦片酊作用下的深夜灵感,其中某些幻象对于身为小说家的我极具价值,却很难对那个疑神疑鬼的探长说明这个念头背后隐含的连串逻辑以及药物作用下的直觉。
话题回到我在盖德山庄的专属客房。尽管过去我在这里小住几日后回到家总是跟卡罗琳抱怨,其实在狄更斯家做客是很轻松愉快的经验。每间客房都有一张异常舒适的床铺,还有好几件昂贵且同样舒适的家具。每间客房、几处玄关和一些公共空间总是备有摆设了书写用具的桌子,比如印有抬头的信纸、信封、剪好的羽毛笔、石蜡、火柴、火漆等。所有客房总是始终如一地干净,有条不紊地整齐,无可挑剔地舒适。
盖德山庄的每一位客人也可以在房间里找到足堪媲美图书室的藏书以供选择,床头柜也会放置几册书籍,都是狄更斯亲自为那位客人挑选的。我的床头柜摆着一本我的《白衣女人》,不是我送给狄更斯那本签名书,而是刚买来、纸页还没裁开的新书。其他还有《旁观者》杂志的文集、《天方夜谭》和一本古代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著作,里面有个皮革书签夹在叙述希罗多德探索埃及旅程的章节,正好就是讨论睡眠神庙的页面。
我房间的穿衣镜上方贴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安徒生曾经在这个房间住过五星期,那段时间家人们度日如年!”
安徒生在盖德山庄久住那件事我也略知一二。某天晚上狄更斯一面喝着葡萄酒,一面聊起安徒生这位和善的丹麦作家(他不太会说英语,这点想必让狄更斯的家人更觉挫折),说他“是一个介于我的《马丁·瞿述伟》里的伪君子裴斯匿夫和丑小鸭之间的人物。是一个非常沉重的斯堪的纳维亚十字架,背一星期已经够辛苦了,何况要背两星期或更久”。
过去我在盖德山庄做客几天甚至几星期之后,回到家总是告诉卡罗琳或哈丽叶我在盖德山庄的日子过得“一点儿都不轻松”,我指的是实质上的意义。尽管狄更斯很风趣幽默,也真心诚意努力让他的客人放松,确保他们生活无虞,用餐或聚会时绝不会冷落任何人,但住在他家里总免不了有种“被狄更斯打量”的感觉。至少我有那种感觉。我猜可怜的安徒生——他在盖德山庄长住那段时间曾经不带恶意地评论凯蒂、玛丽和那些男孩子的简慢态度——应该没有意识到东道主的不耐烦和偶一为之的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