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的骗局（第3/4页）

记者：尽管你装作日本大的武器产业的秘密职员，实际上你是某外国的秘密情报工作人员，不是吗？

空泽：无可奉告。

至此采访因空泽不肯回答问题而告终止。记者要求采访当事者东条，可是，他被保释后没有回家，现住处不明。

此外，本报收到了有识之士的如下批评：曾经听说从日本向海参崴敷设了海底电缆，这从空泽的话里得到了证实。可是，这么重大的战略计划不经国会认可，只凭自卫队干部和美军之间的秘密协商就付诸实施，难以令人置信。正如空泽所说的，即使拿到的是无价值的情报，但只要敷设军事海底电缆确有其事，那就说明这是自卫队脱离了文官控制（原注：指目前日本自卫队的最髙统师权掌握在文职官员手中）的一件大事。

在谈论被窃的军事机密的价值之前，对这一点应该彻底加以追究。

亚希子面对着《东都日报》的报导陷入了沉思。这篇报导也许是记者前原写的。

以往处理间谍事件时，在起诉和仲裁过程中，从未把情报被窃的事实在国民面前公布过，即使是判决，“国家机密”也被禁闭在很厚的保密壁垒之中。在这点上，美国的做法是，秘密的最终裁决权不属于政府，而是委托给法院，当依据保密法予以起诉时，只要公诉的一方不公布秘密就算败诉。日本与美国的做法有着天壤之别。

然而，在这次起诉中，秘密的内容却被具体地公布出来，这种事例与其说是少有，不如说是头一回。在亚希子脑子里浮动的那个幽灵的影子，其轮廓越来越清晰了。

《东都日报》刊载记者与空泽的谈话几天之后，亚希子收到了一封信。亚希子一看寄信人，不禁一惊。信封上只写着“空泽省吾”，邮戮是“金泽中央”。日期为9月8日，象是接受了《东都日报》的采访之后，来到金泽投邮的。亚希子赶紧把信拆开。

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给你写信了。我逃脱了严密的监视网，好不容易来到了北陆。可是，要逃到海外去，怕是不可能。剩下唯一的一条脱身的途径，就是雇佣渔船秘密逃往国外。但成功的可能性也许很小。

我之所以当了某外国的间谍的代理人，是受金钱和人事关系的束缚，慢慢被迫卷进去的。从我与你姐姐相爱之后，我就让她当作情报联络员搜集情报。她是一个优秀的情报员，在饭店工作人员的掩护下，从各个方而搜集情报。可是，她同时又是日本方面的情报工作人员，也就是说，她是反间谍工作人员。她一方面装着帮助我，一方面刺探在日本的某外国间谍组织的情况。

经介绍，东条义治认识了你姐姐。可他也是日本谍报机关的走卒，与美国军事谍报机关也有联系。5月10日，你姐姐被杀害的那天夜里，东条把录有提供给我的军事机密磁带交给了你姐姐。没想到你姐姐的车子出了故障，竟被在途中意外相遇的外浦杀害了，磁带被外浦夺走。外浦虽说是个歹徒，但很有心计。尽管他不知道你姐姐携带的磁带是什么东西，但估计会有价值，于是来向我兜售。因为我和你姐姐不时在热海坐外浦的车，他察觉了我俩的关系，所以才认识我的。

外浦最初不知道那磁带是要交给我的，所以来问我磁带有何价值。从我的反应里，外浦知道那东西是我所需要的。与此同时，我也知道了夺得磁带的外浦是杀害你姐姐的罪犯。外浦在我的追问下，承认了自己是犯人，但又反过来威胁说，如果自己被捕的话，磁带将交给警察。磁带若交到了警察手里，那可成了一件大事。于是，我向外浦提出用钱收买磁带，并答应对他犯罪一事给予保密。

可迠，在我从外浦那里取回磁带之前，东条手下一帮子人担心磁带落入他人之手，所以把保管着你姐姐遗物的你的家给抄了。他们之所以在那以前没有更早地抄你姐姐的家，是因为你姐姐房间的钥匙交给了警察，那是电子锁，没法配到相同的钥匙。

东条之所以要取回磁带，因为担心磁带一旦转到日本军事专家手里，发现那是过时的情报，就会引起麻烦。实际上，那是想把我和某外国谍报机关引出来的钓饵。如果判明这种情报毫无价值，那我的处境就会变的微妙起来。在间谍卫星发达的今天，各国最需要的情报，是隐藏在本国的敌国间谍组织，还有本国的军事机密是如何泄漏给敌人的。对某外国谍报机关来说，我就成了导致其在日本国内长期培植的谍报网，有可能一举丧失的导火线，而且这一火炬已经被点燃了。

我在以间谍嫌疑被起诉之后，又得以保释，这种事是少有的。这样做的企图在于放我出来活动，以求连根拔除某外国的谍报网。可是，他们这样做也有不可理解之处。如果是为了把我作为破获某外国谍报机关的突破口，那就没有必要逮捕我，因为只要事情一公开，我就会从谍报网中分离出来，这是很明显的。所以倒不如不逮捕我，我让自由活动，就可以一网打尽。然而，他们没有那么做，反而逮捕了我一个人，借此大肆宣扬国家机密被窃。这样做的真正用意何在呢？

当然，这种事对现在的我来说，已是无关紧要了。你姐姐和我是在不幸的命运中相逢的，我们一时忘却了彼此的任务而相爱起来。为了把这件事告诉你，我才大胆地给你写了这封信。祝你生活愉快，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了。草草。

以上是信的内容。

（三）

空泽的信使亚希子头脑里捉摸不定的疑团被解开了。她看完了信，立即从名片夹中抽出一张最近得到的名片，照上面的号码拨动了电话机。

她告诉《东都日报》的电话总机，要求接政治部的前原先生。亚希子还担心他不在报社，可不久就听到耳熟的答话声。

“对不起，原谅我突然给您打电话，我是前几天见过您的八切亚希子。如果方便的话，想再见见您。”

“啊！八切小姐，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就是现在也不要紧。”

前原说话很干脆，连什么事都没有问，就作了回答。

“在日本航空公司饭店的斜对面，有一家‘爱比丘尔’茶室。”

“知道。”

“20分钟之后，我们在那里见面，行吗？”

“好的。”

亚希子驱车到达那里时，前原已经等在那里。狭长的店堂，最里边的座席经常是空着的，坐在那里可以把整个店内的情景一览无余。前原也许察觉到了亚希子要说什么事吧，所以占好了最里边的那个席位。

“对不起，突然把您请来。”亚希子缓了口气，表示了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