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在许多城市里（第5/8页）
“教授”设在维也纳的两家剧院，由伯恩哈德小姐和卡茨先生代为经营管理，对这两家剧院的健康有序发展“教授”可以完全放心。卡茨先生有时会伤感地回顾有趣的往事：他曾自称为西班牙医生，撰写了深不可测的剧本《罪孽》，这出戏曾把柏林观众给蒙蔽住了。“这可是开了个高级的玩笑啊！”卡茨一边说，一边模仿他的主人和师傅，舌头也神气十足地在嘴里来回动。现在，他再也不提复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了。卡茨先生最终被迫上演低级的戏。
伯恩哈德小姐也开始有点儿伤感。她想到了选帝侯大街，特别是想到了亨德里克。“他那双凶狠的眼睛多媚人！”她梦幻似的回忆往事，“我的亨德里克，我可舍不得把他白白送给纳粹分子，他们真的不配占有这样出色的名流。”不过，现在在维也纳有一个花花公子取代了亨德里克。他可以称呼伯恩哈德为“罗泽”，也可以在她的下巴上摸一摸。他是个年轻的风骚演员，虽没有亨德里克那种疯狂劲，却也显得温文尔雅、朴素大方。
多拉·马丁在伦敦和纽约焕发了她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艺术青春。她的新成就是她过去在柏林所望尘莫及的。她以小学生的好胜心奋发学习英语，如同冒险家那样准备去征服一个异国。过去，她曾以独特的夸张手法，使柏林的观众如痴似醉，惊叹不已。现在，她用新的语言，新的表演手法去夺取异国的观众。在演出中她时而温柔亲切地说话，时而发出呻吟般的悲叹声，有时止不住地咯咯笑，还有的时候因高兴而欢呼，她还能婉转地歌唱。她仿佛仍然是个腼腆而又笨拙的年轻男孩，或是轻松愉快、异想天开的小姑娘。表面上看，她演得似乎无忧无虑、任性倔强，实际上，她以她的才智对表演中的每一个动作都做了精细入微的处理，使着了迷的观众又悲伤又欢笑。她聪明机灵，善解人意，她了解英国和美国人民的喜好。她知道，她表演的角色要比在德国表演时稍稍伤感一些，要更具有女性的特点，更加温柔一些，才能适合观众的口味。她很少粗声粗气地说话。她往往睁大眼睛以天真无邪、无可奈何的目光来感动人们。
她自己也承认：“我把本人的形象稍稍作了些改进。”这时她会耸耸肩，缩缩头，做些妩媚的动作，“我改进得不多，而改的都是必要的，以便让英美观众开心微笑。”多拉·马丁来往于伦敦与纽约之间。在这两个大城市里上演同一出戏，达数百场之多。她晚上演戏，白天拍电影。她的身体居然能支持得住，着实令人吃惊。她瘦削、纤小的身体从不知疲倦，似乎蕴藏着魔力。英美的报纸称赞她是当今世界上最伟大的舞台艺术家。每次演出以后，她会到萨沃依饭店小憩片刻。一进门，乐队便为她奏起了迎宾曲，人们起立欢迎她。美国和英国的这两座大都市，对这位被柏林当局赶出国境的犹太女演员表示了敬意。英国女王接见了她，威尔士亲王把一束玫瑰花送到她的化装室，美国的年轻诗人专为她写剧本。时而有从维也纳或布达佩斯来的记者采访她，问她是否还想回到德国演戏，多拉·马丁回答说：“不想，我已经不是德国演员了。”不过，她常想：不知柏林对我的新成就有何评价？他们知道我的成就吗？当然应该知道。希望我现在的成就能让他们感到后悔、嫉妒和愤怒。在那里不会有人对我的成就感到高兴的。有十万观众表示，他们热爱我，我就至少可以气气他们，这样就使他们不要忘记我。
英国拍摄的一部电影在柏林上映，其中担任主角的就是多拉·马丁。但几天后影片就停演了，因为这对德国来说就是一桩丑闻。影片上映时，宣传部长下命令：对此，在电影放映时，观众要表示出一种“自发的愤怒”。于是党卫军队员们身穿便服，被派进电影院。银幕上一出现多拉·马丁的特写镜头，遍布在全场的党卫军士兵就吹口哨，喝倒彩，扔臭气弹，并且大喊大叫：“不准在德国的电影院放映由该死的犹太女人主演的影片！”那些化装成观众的流氓捣乱、起哄，所以影院不得不打开电灯，停止放映。前来看电影的勇敢、好奇的观众，在一片惊慌混乱中离开了电影院。其中有许多犹太人就是为了来看多拉·马丁的。他们在逃离电影院时，要是被冲锋队员认出是犹太人，就会立即被抓住，遭到一顿毒打。
宣传部在伦敦表示：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德国政府同意放映这部影片，但是柏林的观众不同意，他们表示直接和强烈的抗议，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为此宣告，从现在起，在德国，凡由多拉·马丁主演的影片都在禁映之列。
被迫离开德国的人们，散居在许多城镇里。他们在许多国家寻求避难。克罗格由于在新德国已经无法找到栖息之地，所以他暂且定居在布拉格。其实他既非犹太人，也非共产党，他是文学先驱，他把剧场当作进行道德教育的机构，他永恒的理想是实现正义和自由。他的希望多次落空，却仍然不放弃自己天真而又乐观的激情。克罗格决心发扬法兰克福鼎盛时期的优良传统，为此他刚到布拉格，就积极物色合适的人选，期望有人为他提供几千捷克克朗的资助，为在布拉格郊区的地下室创办文学剧院而奔波。他终于寻觅到了资助者，但他们资助的经费少得可怜。他选择了一个大谈特谈“人类”和“美好时代的曙光”的剧本。在地下室和几个年轻演员合作，终于使这个剧上演了。克罗格的忠实朋友施密茨，仍然为他管理财务，而克罗格这个坚强的理想主义者执着地追求着真善美，出淤泥而不染地留在了纯艺术的象牙塔里。
然而，施密茨决不能让他永远待在那里：他们甚至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克罗格是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经济上虽也有拮据的时候，却尚未经历过真正的贫困，因此他压根儿不懂，凭少得可怜的经费只能办极简陋的剧院。日子尚且过得去，他们除经济拮据外，还遭到政治压力。德国驻布拉格大使馆，对流亡异国的汉堡艺术剧院院长的和平主义倾向感到极端反感，使馆派人同布拉格当局进行交涉，反对克罗格。而克罗格和施密茨则奋起反抗，坚强不屈，斗争使他们消瘦和苍老了。施密茨已不那样乐观了，他粉红色的面颊已经苍白，略显力不从心。克罗格的前额和嘴角也增添了许多皱纹。
在许多国家和城市里……
朱丽叶（曾被称作刚果国王女儿的特巴布公主）在巴黎蒙马特区的一个小酒吧间找到了工作：从午夜至凌晨三点给美国人（自从美元跌价以来，在巴黎的美国人越来越少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法国乡间绅士和妓院老板展示其美丽的身段和表演精彩的踢踏舞。她几乎是裸体登上舞台。微型的乳罩上挂着一串串绿色的玻璃珠子，穿一条绿色丝绸小三角裤，屁股上插着许多绿色的鸵鸟羽毛，以此表示她是只小鸟。同时，嘴里反复说着：“我是一只小鸟，飞越大海来到这里，要在蒙马特区筑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