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内森·代达罗斯（第4/9页）

“给杂志太长，也许没有一家杂志会刊登。”

“他们会刊登的。《星期六评论》把你放在重要的地位。那是一篇很捧场的文章，以你的年龄，这样给选出来，是极大的荣誉。”

“这个嘛，以后再看吧。”

“不，不。你现在正是得意的时候。《星期六评论》在新泽西从来没有像登着你照片的那一期销得那么多。你认为为什么大家今天都来了，弗里达和戴夫、泰西姑姑、伯第、墨里，还有埃德尔曼斯夫妇？因为他们看到了你的照片，他们感到骄傲。”

“他们都对我说了。”

“我说，内森，请让我把话说完，你就可以走了。在那艺术家的休养地，也许你会心平气和地想一想我要你明白的道理。要是你不想有什么作为，我对这件事就不会这么认真了。但是我对你是很认真的——而且你也要认真对待自己，认真对待你在做的事情。别管那该死的汽车有没有来了，请你听一听我的话。你搭下班车也不迟！内森，你已不再是在上学了。你是哥哥，你已进入了社会了，因此我也是这样对待你的。”

“这个我明白。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有不同的意见。这恰恰是说我们能够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根据我一生的经验，我恰恰知道要是平常人读到那么一篇小说会怎么想。而你却不知道。你不能够知道。因为你在你的这一辈子中都一直受到保护。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同犹太孩子一起上学。甚至在夏天，我们到海边去的时候，我们同埃德尔曼斯家住在一起，你总是在犹太人中间。在芝加哥，你带回家来的最好的朋友总是犹太孩子。你不知道外教人读到这样的东西会怎样想，这个不是你的错。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不会想这是一部多么伟大的艺术作品。他们不懂艺术。也许我自己也不懂艺术。也许我们家里一个人也不懂，不像你那样地懂。但这正是我要说的。大家读的不是艺术——他们读的是人。而且他们是把人当作人来看待的。你以为他们会怎样看待你小说里的人，你以为他们会得出什么结论？你想过这一点吗？”

“想过了。”

“你的结论呢？”

“唉，我不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在这街上不能。我不是为了现在用一句话来概括，才写了一万五千字。”

“但是我能够。而且要这样做，街上也不是个坏地方。因为我知道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是否充分了解在这个世界上大家对犹太民族多么缺乏同情。我也不是指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我是指一般的美国人。好先生，好太太，你和我都认为不坏的人。内森，事情就是这样。我保证是这样。我知道是这样。我看见过，我感到过，甚至在他们并不这么明确表示的时候。”

“但我并没有否认呀。为什么悉尼把那个红脖子(4)扔到船外去？”

“悉尼，”他生气地说，“从来没有把什么红脖子扔到船外去过！悉尼扔的是公牛(5)，内森！悉尼是个小流氓，对世界上的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不关心，他只关心悉尼自己！”

“但是他确实存在，爹爹——并不比我描写的更好！”

“更好？他要坏得多！他这人有多坏，你根本不知道。我可以把这个王八蛋的事统统告诉你，叫你气得毛发倒竖！”

“那么我们有什么好争论的呢？要是他坏得多——你瞧，我们白吵了一场。请你回家去吧，天已黑了，快要下雪了——回家去吧。我一到那里就会写信的。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我们就是意见不一致，别的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好吧！”他干脆地说，“好吧！”但是我知道这只是为了暂时消一下我的气。

“爹爹，请你回家去吧。”

“我陪你等车碍你什么事？我不喜欢你一个人在这里等车。”

“我一个人在这里能够对付得蛮好。已有好多年了。”

大约五分钟以后，在几个街口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了像是去纽约的公共汽车的灯光那样的灯光。

“好吧，”我说，“我过几个月就回来。我会联系的——我会打电话——”

“内森，你的小说，在外教人看来，说的就是一件事情，而且只是这件事情。在你走以前，请听我说。它说的就是犹太佬。犹太佬和他们的贪财。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信基督教的好朋友看到的就是这个。它说的不是他们成了科学家、教授、律师，不是这种人为别人做的好事。它说的不是像莎亚那样辛勤工作、省吃俭用、牺牲自己，以便在美国谋得一个体面的立足之地的移民。它说的不是你在我们家中长大时所度过的美好平安的日子和夜晚。它说的不是你一向爱结交的可爱的朋友。不是，它说的是爱西和她的锤子，悉尼和他的歌舞女郎，爱西的那个恶讼棍和他的满嘴粗话，还有，就我所能看到的，它说的是我是多么傻的一个傻瓜，一个劲儿地求他们私下和解，免得一家人都得上公堂去听那个外教法官的审判。”

“我没有把你写成是个傻瓜。天知道，一点也不是。老实对你说，”我生气地说，“我还以为我是过分热情了。”

“哦，是吗？但结果却不是那样。你瞧，儿子，要想对这种人讲道理，也许我是一个傻瓜。我不在乎开我一点玩笑——没有比这更叫我不在乎的了。我这一辈子见过世面多了。但我不能接受的，是你所没有见到的东西——你所不愿见到的东西。这篇小说不是讲我们，更糟糕的是它甚至不是讲你。你是个可爱的孩子。我像只老鹰一般整天都在观察你。从你生下来起我就在观察你，你是个心地善良、考虑周到的好青年。你不是写了这种小说又硬说事实就是如此的那号子人。”

“但这篇小说是我写的。”换了绿灯，去纽约的汽车开过十字路口向我们驶来——他举起了胳膊，按在我的肩上。这使我更倔强了。“我是写这种小说的那号子人！”

“你不是。”他央求说，轻轻地摇了我一下。

但我跳上了汽车。门框上镶着硬邦邦的橡皮的汽车门砰地自动关上了，这声音在我听来有些过于合适，是你在小说中不会采用的那种象征手法。这声音突然使我回想起在花园举行的拳击比赛。我弟弟和我一年一次在那里用我们的零钱互相赌博，轮流压在白人选手或黑人选手身上，而祖克曼大夫则向观众中间少数几个熟人招手问好，有一次，其中有个迈耶·埃伦斯坦的牙医，他是本市第一个犹太人市长。我听到的是在使劲猛击一拳之后发出的令人心惊肉跳的砰的一声，是被击昏的重量级选手倒在帆布拳击台上的声音。我从车窗中往外向我父亲挥手告别时所看到的，却是我的穿戴整齐漂亮、身材矮小的父亲——他为了我这次来探望他们，特地穿了一件新的开汽车穿的宽松短大衣，颜色同咖啡色的裤子和方格鸭舌帽相配，当然还戴着银边眼镜，还留着我躺在摇篮的时候曾经想揪的细细的小胡子，我看到的是我的神情茫然的父亲，独自站在曾经是我们天堂的公园旁的黑下来的街角上，想着他自己和全体犹太人都因为我的不可解释的背叛而无缘无故地遭到了玷污和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