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冤家命定（第5/7页）

没有问题，她写过这几句话，当时还因为楼下仓库里发生夜盗而犹有余悸。看来肯定是这次夜盗造成了警察发觉他们的藏匿。在发生夜盗后好几天，大家仍吓得身子发软。至于她，除了余悸和含糊地松口气的感觉以外，当然还有一种内疚的失望的感觉，因为她发现，不像莱斯，她又幸免一死。在那个可怕的夜晚以后，她不断地反复地要想弄清楚他们受到的迫害的意义。一会儿写到做犹太人所遭到的苦难，而且仅仅因为是犹太人而遭到的苦难，一会儿又煞有介事地想，也许全世界各国人民只有从我们的宗教中才能学到有益的东西……她提醒吉蒂说，我们绝不能仅仅做个荷兰人就算了，我们将永远是犹太人，我们也愿意这样——但在这一番道理的末尾所用的一句话，要是在“玛戈·弗兰克的日记”中，是绝不会出现的：我又一次获救了，现在我的第一个战后希望是但愿我能做个荷兰人！我爱荷兰人，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荷兰话，我要在这里工作。即使我非写信给女王不可，我在达到目的之前也绝不放弃。

不，这不是母亲的宝贝玛戈在说话，这是父亲的宝贝安妮。以一个叫“安妮·弗兰克林”的人的身份，到伦敦去学英语，到巴黎去看时装、学艺术，到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去访问电影明星——而自我牺牲的玛戈却在沙漠中为人接生。说实话，当玛戈在想上帝和故土的时候，她所正经地想到过的神祇是在希腊和罗马神话中才能找到的神祇。她在藏匿期间一直在阅读，并且加以崇拜。说实话，她的日记中的那个小姑娘同玛戈相比，很少犹太人成分，虽然那完全是因为她的父亲在她晚上害怕的时候高声朗读的不是《圣经》，而是德文的歌德的作品和英文的狄更斯的小说。

但关键就在这里——正是由于这一点，她的日记有了那种使噩梦看起来仿佛是真实的力量。要是以为全世界麻木不仁的人会关心一个听从教士和宗教仪式摆布的留着胡须、虔诚信敦的父亲的孩子——那纯属妄想。对于那些甚至在最细小的分歧上也无容忍肚量的普通人，那个家庭的遭遇是件不值得挂齿的事。那些普通人很可能觉得，他们是咎由自取，因为他们顽固地抗拒一切现代化和欧洲化的东西——更不用说基督教的东西了，这才招来了灾祸。但是奥托·弗兰克一家，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即使是最愚钝的普通人，也无法不注意到对犹太人进行的迫害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才对他们迫害的。即使是外教人中最无知的人，在读《后楼》的时候，也无法不知道，弗兰克一家一年才唱一次无害的奉献节歌，说几句希伯来话，点几支蜡烛，交换几件礼物——这个仪式一共只有十分钟——而这就使他们成了敌人。甚至不需要这么多。根本不需要什么——这就是使人感到恐怖的地方。而这就是实际情况。这就是她的书的力量。弗兰克一家能够围坐在一起听收音机里播放的莫扎特、勃拉姆斯、贝多芬的音乐。他们能够读歌德、狄更斯、席勒的作品作为消遣。她能够一夜接一夜地查阅欧洲各王室的家谱，为伊丽莎白公主和玛格丽特·罗斯公主(9)寻找合适的配偶，她能够在日记中热情地写到她对威廉敏娜女王(10)的敬爱，希望荷兰成为她的祖国——而这一切都没有用。欧洲不是他们的，他们也不是欧洲的，甚至她的欧洲化家庭也不是欧洲的。相反，在阿姆斯特丹一条美丽的小运河上面三层楼的地方，他们同范达思一家挤在一百平方英尺的地方，同任何犹太人聚居区一样孤立、被瞧不起。先是驱逐，再是囚禁，最后是装在牲口车里给送到集中营里去，在煤气炉里毁尸灭迹。这是为什么？因为要解决犹太人问题，他们就是文明民族认为不能再容忍其毒化和污染的劣等民族，奥托和埃迪斯·弗兰克、他们的女儿玛戈和安妮。

那天回家时，她相信自己有力量教诲别人的教训就是这个。但是，要这样就得让大家相信她已死了。要是大家知道《后楼》是一个活着的作家写的作品，它就永远不会有更大的意义，只不过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在德国占领荷兰时期藏匿起来的几年艰苦生活的日记，是男女孩子们晚上临睡前可以同《瑞士家庭鲁滨孙》(11)一起阅读的东西。但是她如果已经死了，那么她的作品的意义就不止是为十岁到十五岁的孩子提供消遣，她如果已经死了，尽管她当初并没有这个打算，也没有这样尝试，她却写了一部具有使人猛省的力量的杰作。

那么大家是在什么时候终于猛省了呢？什么时候他们明白了她有力量教诲他们一些什么东西，明白了又怎么样呢？受难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新的意义吗？她真的能够使他们不仅在读她的日记的几小时内，而且在读了以后仍成为有人性的生物？在阿西纳学院她的房间里，把三册《后楼》藏在梳妆台后，她对于她的未来读者的想法，比刚才在雷电交作的风暴中颠簸着坐车回来的路上设想自己是其中之一的时候，要心平气和得多了。毕竟，她不是那个在躲避大屠杀的时候还能够对吉蒂说我仍旧相信人心实在是好的十五岁孩子。她的年轻的理想所遭受的打击不下于她在韦斯特博克坐密封火车时，在奥斯威辛关集中营时，在贝尔森露宿荒地时所遭到的打击。她没有因为人类呈现为这个样子而憎恨人类——不是这个样子又可能是什么样子呢——但是她也觉得不该再为它唱赞美诗了。

要是大家真的终于猛省了以后，那又会怎么样？唯一现实的答复是不怎么样。不相信这一点而相信别的，只会产生甚至她这个大渴望家如今也有权怀疑的渴望。不让她父亲知道她仍活着，这样可以帮助人类改进自己……不，这么晚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改进活人是活人他们自己的事，不是她的事；他们要想改进自己尽可以自便；如果不想，那就不必。如果说她对什么人有什么责任的话，她的责任是对死者的责任——对她的姊姊、她的母亲、所有被害的同学。这就是她的日记的目的，这就是她天赋的使命：用文字恢复他们有血、有肉的地位……来补偿他们失去的一切。实际上她需要的是一把斧子，不是文字。在她宿舍走廊的尽头的楼梯口，有一把大斧子，装在一根红色的长把上，以备万一发生火灾时使用。要是万一发生仇恨呢——要是气得要杀人呢？她常常盯着它看，但从来没有勇气把它从墙上取下来。何况，到了她的手中，她要斫的又是谁的脑袋？为了要为骨灰和骷髅报复，她在斯托克布里奇有谁可杀？哪怕她能够把它挥舞一千下。不，给她挥舞的是安妮·弗兰克著的《后楼》。要用它斫出血来，她得再一次消失到另外一个后楼中去，这一次没有父亲，完全靠自己独立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