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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现在是不是觉得自己像半个人？”

我想说点什么，但不能说。我必须抓住风车的一根支架才不至于跌倒在地。我经常是被人遗忘的：我是哥哥，父亲和母亲更重要；丽特的身份又仿佛亨克的遗孀——不管这段时间有多短——而现在，丽特的儿子站在我跟前问我是否觉得自己像半个人。亨克抓住我的肩膀，我把他的手甩了下去。

“你为什么哭？”他问。

“为了一起，”我说。

他看着我。

我随便他看。

我们实际上并没有在吃东西，亨克打开一瓶酒，桌上有面包、奶酪、黄油、酸奶和一袋撕开的薯片。“她这么说，倒好像是你把那只乌鸦放到我身上似的，”亨克说，他母亲给我的那封信就摆在他面前。“你看这里：‘我们之间有某种联系’和‘我们之间能够建立起点什么’。我跟你说过她想嫁给你，要真是那样，你就有可能是我的父亲。”

“当然不是，”我说。“如果我是你父亲，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

“什么？”

“你知道我什么意思。”

“一点都不知道。要不要我去煎几个鸡蛋？”

“不用，谢谢。再说了，你看那个干什么？看别人的信是很不礼貌的。”我有点醉了，不停地朝边窗外看。我希望阿达正用双筒望远镜偷窥我们，她会看到这里正在发生的一切：烈酒、劣质食品以及一般的争论。

“我本可以成为你的叔叔，”我说。“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如果亨克是你的父亲，你也不是现在的你。”

他迷茫地看着我。“赫尔默叔叔，”他慢慢地说。

我不知道镊子放哪儿去了，也许在织品柜的急救箱里，也许藏在一堆干净毛巾的下面。“亨克，”我说。“从柜子里把急救箱拿出来好吗？再把灯打开。”他起身照我说的做了。我一边在急救箱里找镊子，一边想：阿达，你就一直看吧。我把椅子从桌子边推开，示意亨克走近些。

“你要做什么？”他问。

“我要把线拆掉。”

“你确定吗？难道不需要到医院去拆线吗？”

“不需要。跪下来吧。”

他在我面前跪了下来，我用一只手让他的头靠在我的胸前。

“小心点，”他说。

“当然，”我说。一共四针，前两针的线出来时一点拉拽的感觉都没有，第三针难一点。

“噢，”亨克叫起来。

“已经好了。”第四针也很容易就拆掉了。

站起来之前，他用手指摸了摸伤口。伤口差不多已经结痂了。

我站在羊圈里，有点头昏。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两只小羊羔正在喝妈妈的奶，其他的羊躺在地上，安静地嚼着自己的反刍物。这里也没有什么事要做。我坐在产羔栏的地上，背靠着栅栏，暂时不去考虑可能快要发生的事情。坐着总比站着舒服多了。春天里挤满羊的羊圈就像冬天里挤满牛的牛棚。我提醒自己千万可别再那么想了，我也不希望再那样想。亨克把我从沟里拖了出来，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我用喝了酒的脑子想，是我们的关系变了。我在想，如果某个人救了你的命，你是不是得做点什么以示回报。一只羊羔朝我走来，母羊跺了一下前脚，羊圈里的羊并不像在田野里看起来那么可怜。我走出了羊圈，没有关灯。

我在炊具室里脱掉衣服，把衣服扔进篮子里。起居室里有电视的声音。我走进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开始用亨克的洗发香波洗头发。我正要把瓶子放回镜子下面的架子上，这时门开了。他走进卫生间，随手把门关上。

“你干什么？”我问，一边擦掉眼睛上的泡沫。

“我想进来洗个淋浴，”他说。

“你没看见我在这里吗？”

“我看见了，”他边说着边脱掉T恤。“你在用我的洗发香波？”

“嗯。”

“没关系。”

“你出去，亨克，”我说。

“为什么？”

“因为我叫你出去。”

“哈！”他说。

“这里谁说了算？”

他站在我对面，右手拎着T恤，看起来很吃惊的样子，“你怎么了？”

“这里谁说了算？”我重复了一遍。头上的泡沫开始发痒，头脑里乱哄哄的。我变成了我的父亲。我也不觉得难为情，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要遮住自己的裸体。亨克一直看着我，我知道他的脑子在转，他想找话跟我说，可他找不到一个盟友，没人站在我的身后，也没人站在我的身边。

“你说了算，”说着，他非常平静地穿上T恤，从卫生间里消失了。

我洗完澡出来的时候，所有的灯都亮着。厨房里传出收音机的声音，起居室的电视开着，是音乐频道。亨克不在，我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关掉收音机、电视和所有的灯。最后，我将壁炉的火调到最低档，进了卧室，打开灯走到丹麦地图前。“斯坎讷堡，”我轻声说，一般情况下，后面还会有三、四个地名，可这次没有。我爬上大床，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听到有个人骑车经过，之后便一片寂静。

有个人爬上了我的床，我醒了。他一边叹气一边翻来覆去，我旁边那个枕头的枕套发出沙沙的声音。他没有开灯。我在等待着。

“我再也不想睡在那个房间了，”他说。“那里又冷又可怕。”

我很清楚，那里的确又冷又可怕，而且还空荡荡的。

他躺着一动不动，我甚至听不见他呼吸的声音。

“你父亲还没吃饭，”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我清了清嗓子，“他什么都不想再吃了。”

“他想死吗？”

“是的。”

“我不想死，”他说，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然后他便翻过身侧卧着。太暗了，看不清他侧向哪边。

我说了一些其他的话，回答了他的问题。此刻已经太晚了，不能把他赶走。也许，这就是回报挽救过你生命的人必须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