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19/29页）

我穿上一件从工作服里找出来的旧夹克，然后和其他人一起玩纸牌，不过我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些什么牌，因为我只想去上甲板上看看两军对峙的情形。不久后，也就是下午三点之前，我们感觉到战舰在改变航向。霍奇斯先生已经有二十几年的航海经验，他点点头并说敌我开战在即，然后问我能否做一次祈祷——请求上帝能护佑我军取得最终的胜利。我顺口说了一些句子，当然那是一段十分凌乱的祷告词，现在，即便是为了救自己一命，我也无法将它重复一遍。但是舱房里的其他人都低着头，舱房里还有两个女人和两个小孩、夏特先生，以及一位因患有梅毒、病重得无法上战场的斯托尔。不过遗憾的是戴尔并没低下头。我的“阿门！”消失在敌人的炮火声里，当可怜的老阿奎隆号被炮火击中时，我感觉到整个船身都在微微颤抖着。

事后我才知道，当我军不断逼近法军防线时，韦斯特少将的分舰队成了敌军舷侧炮的靶子。在我们觉得船再次改变航向之前，船体又挨了两次相隔四五分钟的炮击。“现在！”霍奇斯先生突然间变得十分好战，才将一名伤员的手包扎到一半便跳起来大喊道，“现在我们要把他们的鼻血打出来！”这真的是一道神谕，因为话音刚落，我们的大炮便开火了。上帝啊！他们怎么能做到一直不停地开火！从上甲板到最下层的甲板都在震动，灯光因此变得忽明忽暗。每架舷侧炮开火时，炮架都发出巨大的轰隆声，还能听见有人跑去弹药库时那砰砰作响的脚步声。

那时我已意识不到时间的流逝，我记得我的嘴唇很干，但我不会装成一副不害怕的样子，我不懂这艘船怎么能经得住这种摧残，也不明白怎么还有人能活着站在上甲板上。事实上很多人都战死了，而且不断有伤兵被送进舱内的医务室里，他们有的在尖叫，有的陷入了昏迷，有的则以值得推崇的坚强意志忍住了伤痛。不一会儿，舱房里就变得拥挤不堪、寸步难行了，因为地板上躺着许多可怜的家伙。不断能听见他们的叫喊声“医生！”而且许多人，甚至包括一些年纪较长的都在呼喊着他们的母亲。

詹姆斯·戴尔在伤员间来回穿梭，他始终没有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他不曾停下来休息片刻，甚至没有擦过额头或是喝口水。我们把伤得最重的伤员交给他——那些晃晃悠悠的手臂、被压碎的腿和破开的肚皮。他则不断切割、缝补、将内脏推到原来的位置。牧师先生，我可以向您发誓，他绝对是乐在其中的，而这一幕也证明了他的医学天赋。我不相信有人在切割人体时会比他更加头脑清醒；他们的手也不会比他的手更加平稳——当然不算此刻，毕竟整个世界都晃动得厉害。

我突然发觉身后传来一阵骚动，然后看见德雷克先生在那儿呼叫着舰长受伤了，唤船医上去照料他。芒罗先生现在连自己都照料不了，哪里还能去照顾舰长，所以这个任务就落在了您朋友的身上。我本打算继续留在医务室里照看伤员，但是德雷克先生说可能舰长那儿也需要我，因此，我发现自己跟着戴尔一路往上面走。

炮甲板上扬起了滚滚的灰色烟尘。敌我双方的每座炮台都以其最快的速度在发射炮弹，以至于炮管的动作显得十分激烈。它们像受惊的小马般高高跃起，然后以惊人的力量反冲回来。

有几处地方，我们被迫从尸体上跨过去。其中包括一个小男孩的尸体——我清楚地记得自己看到了可怜的威廉·奥克斯的面孔，他在开战的前一天才度过他的十岁生日。我不知他的死因是什么，因为他除了眼睛上方有一个小擦伤外，身上没有任何其他伤痕。

上甲板上的伤亡人数更加庞大，当我们进入上层后甲板区时，鲜血溅到我们的袜子上。不断有炮弹呼啸而过，我甚至坚信我不可能再活着走进船舱，我的死期到了，因为人类不像是能在如此致命的气氛中存活下来。事实上，我脑子里当时有一个不理性的想法：所有法国海军都以干掉我为荣。不过我后来才发现，对于战场上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很寻常的想法。当然这也是一个不愉快的想法，因为当炮弹来袭时，你得想办法展现出绅士风度。也就是说，这时候你既不能躲起来也不能在地上爬，尤其是当你身旁有这么一个家伙——明明是正在穿越死荫的幽谷[6]，他倒像是在瑞内拉花园漫步。

可怜的雷诺兹舰长躺在德雷克先生的怀里，旁边有一堆海军的尸体。舰长的左腿完全断了，德雷克先生说断肢一定是掉进海里了，因为他到处找都没找到它。舰长问芒罗先生在哪里，我说他还在下面忙着救人。舰长当时笑了笑，然后说他很开心见到戴尔先生，因为他确信戴尔知道他情况如何。他问道：“我会活下来吗？”戴尔回答说他能活下来，因为那条腿断得十分干净，伤口上没有很多脏东西。舰长对他表示感谢。正当我们将他抬进船舱内，敌人的一颗炮弹击中了后桅，木头的碎片溅在上层后甲板区里，其中一个碎片击中了我的眼睛。

之后的事情我记得的不多。起初我以为自己死定了，然而不知为何我和雷诺兹舰长都回到了船舱里。正如戴尔所言，舰长最后活了下来，并以“黄旗上将”的身份退休了。至于那场战役，牧师先生，您知道它是如何结束的，您也知道可怜的宾上将的结局。敌军突然停止进攻，顺风撤退了，离开我们的射程后便重新排列了阵型。他们的速度比我们快，上将也没有下令追击敌人。说实话，我们的战舰也受创严重，不过不论如何我们都该立即追上去，但那时我们很高兴能有这么一段缓战期。当然没人会指责英国海军不敢打仗，因为他们都是无所畏惧的战士。我相信他们甚至不曾想过阵亡这个字眼，他们只活在当下，未来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

在直布罗陀那儿，我和舰长以及一些因身体状况而无法承受回航的船员一起下了船。当我被抬下船，从医务室旁路过，我最后一次见到了您的朋友。当时我恰好用那只没有受伤的眼睛看了一眼室内，清楚地看见他正在解剖一只人手。不过我那时有些发烧，也有可能看错了。然而我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这可能不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因为大约两年后，我在伦敦的坦普尔巴附近又看见了他。当时他和一位上了年纪、有些微胖的绅士走在一起，我太太告诉我，那人是著名的亨特兄弟当中的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