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部（第3/11页）
许多年后，我遇见一名步兵，就在这一时期，他在第二战场，他说：“当我听说你和那个叫德莫布里斯的家伙打算在法国未经允许就离船，步行去巴黎当诗人，在后方，假扮成农民，我想找到你们，与你们见个面。”但是他忘了我们的确打算这样做，而且几乎做成了，这件事也是在“圣洛突破 [14] ”之前做的。
六
一天下午，上船的通知果真来了。我为克劳德写了一篇文章（他比我聪明但比我懒惰），他把它交了上去，希望哥伦比亚的教授们可以姑息他的行为，我们出发去海员工会大厦，及时回应通知。上船通知上写着“前往第二战场的自由轮 [15] ”。我们急匆匆乘地铁到了霍博肯 [16] ，步行穿越该城，到达北河 [17] 渡口。但是，当我们到达码头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们轮船已经迁至乔拉利蒙街尽头布鲁克林的一个码头（真麻烦！）。于是，我们不得不在人群里拥挤着原路返回，乘渡船越过北河，此时渡口已经烟雾弥漫，因为新泽西那边的滨水区起火了（烟雾特别浓，我感觉这是一种不祥的预兆，预示着可能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随后到达布鲁克林，再到轮船停泊地。船就在那里。
我们拿着通行证，所有证件都核查通过，背着行装，走过长长的码头，嘴里唱着《嗨，咦，嗬，戴维·琼斯》和《清晨你如何对付醉酒的海员？》以及其他许多海员歌曲。这时，从我们船上下来一帮家伙，向着相反的方向行进，他们说：“伙计，你们是上‘罗伯特·海斯’号的吗？好的，请别签约。我是水手长，也是船上的工会代表。大副有点问题，他是个法西斯分子，我们去看看能否把他给换了。上船吧，占好你们的水手舱，放好你们的行装，但别 签约。”
我早就应该预见到这种情况，因为当我们走上步桥时，海港官员在狭窄的过道里迎接我们，他们说：“行啦，放好行李，孩子们，到船长办公室去签署这次航行的契约。”大概意思是这样。我和克劳德真不知该如何办才好。我们在想，如果我们真的签了约，工会会不会把我们从船上扔进海里。我们在水手舱里徘徊，讨论这个问题。我们放好了衣服，到了楼下的商店里，找到一大罐冰牛奶（五加仑乳品罐），喝掉了罐里大部分牛奶，一边喝一边啃冷的烤牛肉。我们在船上转了一圈，试图熟悉复杂的绳索、绞车和起货机。“我们会学会的！”
在船尾甲板上，我们眺望河对岸的曼哈顿摩天大楼，克劳德说：“啊，上帝保佑，我将终于摆脱弗·米了。”
但是，就在这时，一个除了没有胡子之外长得跟弗朗兹·米勒一模一样的红头发大个子大副冲到我们面前说：“你们是否就是刚登上船的那两个年轻人？”
“是的。”
“不是让你们去船长食堂签约吗？”
“是的……不过水手长叫我们等着。”
“是吗，他刚才说的？”
“是的，他说有些申诉……”
“听着，自作聪明的家伙，对，有申诉，我看见你们两个流浪汉到楼下商店，吃了牛肉 [18] ，喝了牛奶，那是你们的申诉！留点钱在船上支付那些牛肉，拿起你们的行李，滚吧！你们与那个水手长一起被解雇了，还有你们所有其他没用的流氓无赖。我最后告诉你们这些狗杂种、无赖、有钱人家的小阿飞，我们这艘船会雇到船员的。”
“可是我们不知道。”
“别提你那个我们不知道，你们知道得很清楚，你们在船上要么签约要么不签约，现在进水手舱，取行李，滚开，永远滚开！”他的个子那么大，我不敢进一步解释，他也不想听解释，加上他把我吓坏了，克劳德也吓坏了，他的脸像纸一样白。
五分钟以后，我们灰溜溜地沿着漫长凉快的码头往回走，背上背着我们的行李，在下午四点的时候朝着纽约炎热街道上空火辣辣的太阳走去。
赤日炎炎，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喝可乐，把我们最后几枚硬币花在一个小商店里。克劳德看看我。我垂下了眼帘。我是应该知道船上的规矩的。可另一方面，那个愚蠢的水手长到底想干什么？想把他自己的朋友弄上船？船也是驶向第二战场的……战时补贴，而且不会再有被德国炮火轰炸的危险。我永远不得而知。
七
当然，我怠慢了约翰妮。在那些岁月里，她的模样就像如今的玛米·范多伦 [19] ，同样的体型，同样的身高，咧嘴笑时几乎露出同样的龅牙，那种充满热情的龇牙咧嘴的笑和哈哈大笑，以及全心全意的热切渴望，使得两个眼睛眯缝成一条线，但又同时使得脸颊更加丰满圆润，这些都赋予了这位女士那种承诺：她将一生一世相貌姣好，没有憔悴的皱纹。
经过漫长愚蠢的一天，我和克劳德回来了，把我们的行李扔在地板上，房间里一片漆黑，太阳落山了，联合神学院的钟声在回荡，房间里没有其他人，只有塞西莉独自睡在沙发上，四周是乱七八糟的书籍、酒瓶、空盒空罐、香烟屁股、手稿等等。克劳德没有开灯就在她身边的长沙发上躺了下来，紧紧地搂着她。我进了约翰妮（和我）的房间，躺下打个盹。大约一小时后，约翰妮笑着走进房间，手里捧着一些食品，这些食品是她从一个熟悉的殡葬主任那里借了几美元买的，我们赤着脚高高兴兴地吃了顿晚饭。“哈哈哈，”约翰妮责骂道，“这么说，你们两个孬种结果还是没有去成法国！昨天下午，我给你们拍那么些照片，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两人了，我真不应该浪费我那些上等的胶卷。”
这些照片，一张在哥伦比亚大学洛氏纪念图书馆前大卵石广场的阳光下拍摄的，我和克劳德悠闲地斜躺着，一只脚跷在喷泉边上，我们一边抽烟一边皱着眉头，就像是久经风霜的老水手。另一张是克劳德独自一人，双臂随意地垂在身体两侧，一只手里拿着香烟，看上去像个彩虹孩子 [20] ，后来欧文在一首诗里就是这样称呼他的。
某种彩虹。
后来，克劳德和我去西区酒吧喝了些啤酒，讨论我们再去海员工会大楼试试运气的事。他与罗伊·普朗塔热内或者某个其他人激烈争论起形而上学的问题，我准备回家再睡一会儿觉，或者看些书，或者冲个澡。当我经过校园里的圣保罗教堂，沿着那里他们特有的古老木头阶梯往下走去时，迎面来了米勒，他满脸胡子拉碴，神态忧郁，沿着阶梯往上朝我迎面走来，看见了我，他急切地问：“克劳德哪里去啦？”
“西区。”
“谢谢。一会儿见！”我看着他猴急地匆匆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