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费里尼[1]文章有感（第4/8页）

一个从未经历过任何战役的司令官，一个从未完成过学业的高级学者。在她富丽堂皇的桌子上，摆着他镶在金色镜框里的照片，这照片经过了国际刑警组织顶级图像专家的修描。在他的桌上，放着一个缀有小花和星星的铂金镜框，我们看到了她难得一见的丑陋笑容：露露小姐，即使有珠宝、勋章和假证书的点缀，仍然一无是处，仍然不过是只骗人的波斯猫。

即使是在最庄重的正式场合，她也总是张着双腿，总是把小小的手提包放在她的腿中间，那个无法表达的隐秘处。

我在读费里尼的文章时有一种幼稚的充满报复心的快感，我读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都是从相同的视角，每次心里都涌现出这样的念头——让我们可笑的民族小丑和所有其他白脸小丑排成一行。是的，确实是的，“嘴巴抿成一条细线，严厉而冷漠”，一张丑陋的脸，满脸的雀斑和皱纹让一张难看的脸变得近乎可怕。“冷冰冰的独裁者就像某些掌管幼儿园的修女”——没错！“他们更像那些穿着亮闪闪黑色丝绸衣服，戴着金色穗带的法西斯分子，手里扬着鞭子”——确实如此！一个“为爬得更高而努力”的白脸小丑，小镇滑稽低俗的品位，没有风度没有思想，呆板得就像一个卡通片中的杜瓦利埃和阿明[7]。

我读完了费里尼的文章，心里一直有一种偷偷的快意，我无法不带任何偏见地读这篇文章。在一个极权统治的国家里，每一天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词语和动作都被赋予了扭曲的秘密含义，只有那些聪明的人才能够明白，只有那些生活在多少还有些正常状态的社会中的人才会发现这些符号是多么奇妙。那个可怜又可笑的怪物！一个无知的暴发户！口吃者！大猩猩！魔鬼！蟊贼！吸血鬼！

白脸小丑？这样叫他实在是太抬举他了……他太渺小、太粗陋、太愚蠢。但是，要把他归为傻瓜奥古斯特更不可能，奥古斯特看似更为卑微，实际上却更为出色。绝不能把他归为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我一直认为艺术家就是奥古斯特，一个失意者。

我在那儿的最后几年里，曾无数次地读过蒙塔莱[8]的精彩诗篇《诗人》。在那些越来越让人难以忍受的日子里，他诗歌中绝妙的讽刺让我挨过了独裁者无处不在的痛苦。我把这首诗熟记在心，充满快意地一遍遍诵读，仔细地感受诗人在其中表达得淋漓尽致的仇恨。

“我已虚弱得气若游丝/但我仍希望/把卑微的歌声献给下一个暴君。”蒙塔莱这样开始了一个“诗人”的忏悔。看来我不是唯一感觉气若游丝的人：那些年里，那个暴君已经把我们折磨得筋疲力尽，他每日出现在我们的噩梦里，我知道，即使我可以设法拯救自己，但那段可怕的日子已经在我身上留下了永远的伤痕。

“他总是希望/由衷的赞美从我感恩的心里/汹涌而出。”我重复着，一边做着鬼脸，想着那个渴望得到“由衷的赞美”近乎发疯的魔鬼，他不仅仅对一大批诗人发号施令，他还支配着成千上万生活在恐惧中的无名百姓，把他们塞进他马戏团的监狱里。

“不管怎样我仍能够/留下永远的印记。”我安慰着自己，想到我的那些著名或不著名的前辈和同辈人，他们觉得自己唯一的责任是留给后代一些东西。

最后一行，我要轻轻、轻轻地读，因为这是我唯一可以享受真理在艺术中升华的方式，“在诗歌里/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

这给了我满足感，我已经许多次成功地找到了秘密表达对暴君愤怒的巧妙形式。而且，在我的短篇小说《机器人传》中，我让作品中邪恶的主角出生在1月26日——这是举行大型活动庆祝暴君出生的日子，在这里，充满挑衅意味的“内容”采用了高风险的形式。朋友们对此大胆行为表现出惊恐的反应，这既让我高兴又让我害怕，但这也让我意识到，其他读者也会感受到我表达出来的厌恶，并意识到这种厌恶被形神合一地表现在艺术作品中。

“要做一个自由人，不为任何问题困扰，不要做一个追随拙劣小丑的小丑。”在小丑的生日前后，一个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那个朋友在信封里附了一大叠歌颂这一盛事的剪报。每年，为了庆祝他的生日这个国家都会组织盛大的活动，那种盛况既庄严又庸俗，就连那些组成千米长“人链”维持秩序，以防快乐人群拥挤失控的警察也忍不住在窃笑。

对于我来说，这种丑恶的狂欢节早已是过眼云烟，我来到了柏林墙另一边的西柏林，一个会让我联想到滑稽和残暴的城市。

我看着那一堆报纸，它们好像是印在卫生纸上一样，一翻就会撕破。油墨弄得我的手指满是红色、绿色和黑色的污渍。那些文章简直难以卒读：永无休止的重复，套话一句接一句，无聊得让人窒息。所有那些生活在恐怖之中，语言被严重扭曲的日子，所有那些精神折磨和噩梦，再一次翻腾起我心中永远无法抹去的旧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经历了一个痛苦的恢复期。那时我看到一本令人厌恶但颇为有用的畅销书，它真是满足西方媒体猎奇心理的天赐之物。说它令人厌恶是因为它的内容（关于我们有口吃毛病的独裁者）和它的作者（一个曾经掌控着独裁者秘密政策的将军，现在已经效忠于“自由”和新的主人）。说它有用是因为这个作者为人们描绘了一幅新贵们的百丑图，揭露了这些庸俗、卑鄙而阴险的马戏团小丑如何篡夺权力，如何用手中的权力将其庸才和卑鄙发挥到极致：他们用犹太人和德国人来换取可兑换货币，还美其名曰“家庭团圆”；满世界的间谍和假情报；与阿拉伯恐怖分子和克格勃的密切交往；种种让我们的“领袖”头疼的事情——比如，在他访问纽约期间，美国当局没有听从他的让“官方”禁止示威游行的要求，还比如，他最忠诚的仆人背叛了他，再比如，他第一次见到新的美国大使，发现是个黑人时歇斯底里地发作。在书中，我也看到了他那个有着很多荣誉头衔的老婆的坏脾气，如果他们的总管忘记了从巴黎或伦敦订购特制的毛巾，她会大发雷霆。我还发现了她的一个极富刺激的“爱好”，那就是观看国家上层人物通奸的电影，这些都是安全部门的专家为了满足她这个特殊爱好秘密拍摄的。

在这段处于地狱和炼狱（暴政和流亡）之间的时期，我在一本巴黎的杂志上看到恩斯特·容格尔[9]写给朱莉安·赫维尔的几句话：“艺术家应专心于他的绘画、诗歌和雕塑，其他的一切都是荒谬的，所以我从不批评那些从暴君那里得到好处的艺术家。他不能说：‘我要等到暴君被推翻的那一天！’因为那也许需要等上十年，而这期间他的创作力却日渐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