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引流和荒漠[1]（第2/5页）

艾丽斯·佩雷拉领我们到了医院后，便去纳里卡尔女人那里上班了。这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母亲阿米娜·西奈一见到我父亲，立刻便来了精神，往日那种懒洋洋的灰心丧气的神态，隐隐约约的负疚感和鸡眼引起的疼痛都一扫而光，青春的活力又奇迹似的回到了她身上。她又像从前那样忙碌起来，以一种坚不可摧的意志，要帮助阿赫穆德恢复健康。她把他带回家，住到二楼的卧室里，当年在资产被冻结时她就是在这地方护理他的；她白天黑夜陪他坐着，不辞劳苦地帮助他，给他以力量。她的爱也有了回报，因为阿赫穆德·西奈恢复得如此出色，就连布里奇·坎迪医院里的欧洲大夫都觉得不可思议。此外，还发生了更为神奇的变化，那就是说，阿赫穆德在阿米娜的护理下不但身体恢复了健康，而且脾气都变了，他不再像原先那样整天骂骂咧咧、不住地酗酒，而是换了一个人。他痛悔过去的不是，变得宽厚大度，不住地哈哈大笑，最妙的奇迹是充满了爱。阿赫穆德·西奈在过了这么多年之后，终于爱上了我的母亲。

而我呢就成为他们用爱情涂抹后祭献到圣坛上的羔羊。

他们甚至又睡到了一起，尽管我妹妹——在她犯猴儿脾气的一刹那间——说道：“睡同一张床，真主，呸，呸，多脏啊！”我却很为他们高兴。在不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更为自己高兴，因为我又回到了午夜之子大会的国土上。就在报纸上头条新闻朝战争迈进时，我又同我那些神通广大的伙伴恢复了联系，虽然对将来的结局如何我一无所知。

十月九日——“印度军队全力以赴”——我觉得能够召开大会了（过了这么长时间，再加上我的努力，玛丽的秘密四周必要的围栏已经构筑起来了）。他们又回到我的脑海里。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夜晚，往日的不和已经抛到脑后，大家尽力和和美美地重新团聚在一起。我们翻来覆去地说着久别重逢有多幸福。大家没有想到更为深层的真相——也就是我们就像所有的家庭一样，盼望合家团圆的前景要比团圆的时刻更加幸福，过不多久家里人还是得分手，各奔东西。在十月十五日——“印度受到无端挑衅”——有人把我一直避而不谈的问题提出来了：湿婆干吗不来？还有：你干吗没有把心灵全部敞开？

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在塔格拉山脊被中国人打败了——打得落花流水。北京的官方声明宣布：“中国军队被迫坚决进行自卫还击。”但是，就在这一夜，当午夜之子一致对我发动攻击时，我却无法自卫。他们在一条广阔的战线上从各个方向发动了攻击，指责我暗中搞鬼、背信弃义、专横跋扈、自私自利。我的心灵已经不再是议会讨论的殿堂，而成为他们对我狂斩乱杀的战场。我再也不是“萨里姆大哥”了，在他们对我狂轰滥炸的时候，我只好一筹莫展地洗耳恭听。因为，尽管他们怒气冲冲地又吵又闹，我还是没法将已经封闭起来的管道打开，我没有勇气把玛丽的秘密告诉他们。就连一向最最坚定站在我一边的女巫婆婆帝最后也失去了耐心，“噢，萨里姆，”她说，“天知道巴基斯坦在你身上做了些什么，不过你变得真是太糟糕了。”

多年之前，米安·阿布杜拉的死毁掉了另一个大会，那个大会纯粹是借助他的意志力才捏合在一起的。如今，随着午夜之子对我失去信心，他们对我为他们构筑的东西也失去了信心。在十月二十日和十一月二十日之间，我继续召开——或者说试图召开——我们午夜的大会。但是他们从我这里逃开了，不是一个一个逃开，而是一二十个。每天夜里，出席会议的人越来越少，每个星期都有一百多个人避不出席。在高高的喜马拉雅山上，廓尔喀兵和拉其普特人在中国军队面前四处逃窜，溃不成军。而在我心灵的上部，另一支军队也被争吵、偏见、厌倦、自私自利这类事情给毁掉了，这种事情我本来以为太渺小、太琐碎，根本不值得多费心思。

（可是乐观就像治不好的老毛病一样，仍然缠住我不放。我仍然相信——我现在还是相信——我们的共同点最终一定会战胜促使我们分离的力量。不，我绝不会认为，午夜之子大会寿终正寝的事最后要我来负责，因为最后使大会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毁于一旦的是阿赫穆德和阿米娜·西奈夫妇的爱情。）

……还有湿婆呢？那个我狠心地篡夺了他天生的权利的湿婆怎样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次也没有让自己的思维去找过他。但是他这个人在世上某个地方，这件事总在我心底某个角落里折磨我。湿婆这个破坏者，这个大膝盖……起初他使我因内疚而感到心里像被刀剐一样隐隐作痛，后来他时刻困扰着我的心灵。最后，随着对他这个人的记忆逐渐淡化，他成了类似原则那样的东西，他在我心中渐渐代表了世上与复仇、暴力以及爱恨交织有关的一切。因此，甚至就是现在，每当我听到胡格利河上漂着落水人的尸体肿得像气球一样，经过的船只一碰就炸裂开来，或者有人纵火烧火车，或者有政客给杀死，或者在奥里萨邦或旁遮普邦发生动乱，我仿佛都觉得这一切的后面都有湿婆在操纵着，他注定要使我们陷入到无穷无尽的谋杀、强奸、贪婪和战争之中——简而言之，那个湿婆使我们成为今天这个样子。（他也是在午夜钟声敲响时降生的，他就同我一样，同历史紧密相连。连接的模式——我认为这也适用于我，希望我没说错——使他也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

我这样说，仿佛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似的，事实并非如此。但是，那话题也得像其他的事情一样得挨个儿来。我现在身体还不够强壮，没法说那个故事。

在那段时候，乐观的毛病又一次像传染病蔓延了开来。与此同时，我的鼻窦发起炎来。奇怪的是，塔格拉山脊的失利反而增加了人们对战争的信心，乐观的心情像充气过头的气球一样迅速地（也是危险地）膨胀起来。而我的鼻腔呢，一直过分充血，这时再也支撑不下去，终于完全阻塞了。就在议员们大谈特谈“中国侵略”和“我们英勇牺牲的战士的鲜血”之时，我的眼睛里全是泪水。就在全国上下气壮如牛地鼓吹着，深信立刻就可以把那些小个子黄种人打得落花流水之时，我的鼻窦炎将我的面孔扭成一副怪相。这张面孔原先就怪，阿尤布汗看到了大吃一惊，瞪了好一会儿。乐观毛病一阵阵发作，学生们烧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模拟人像。乐观得头脑发热的人群攻击制鞋的、卖古玩的和开饭馆的华人。政府也乐观得按捺不住，甚至将具有中国血统的印度公民（如今称为“敌侨”）拘禁到拉贾斯坦邦的集中营里。比尔拉工业集团向国家捐了一个小型步枪靶场，女中学生开始军训。但我，萨里姆，却觉得像是要窒息而死似的。乐观的心情将空气搞得沉闷不堪，它就是不肯进入到我的肺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