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自我主义者（第19/23页）

“我改主意了，”高尔特说，“我是想和某人谈一谈。”

“谁呀？”汤普森先生迫不及待地叫了出来。

“罗伯特·斯塔德勒博士。”

汤普森先生长长地吹了一声口哨，惴惴不安地摇了摇头。“他可绝对不是你的朋友。”他实实在在地警告说。

“他是我想见的人。”

“好啊，只要你想，只要你这么说，什么都能办到。我让他明天一早就来。”

晚上，汤普森先生在自己的套房内和韦斯利·莫奇吃晚饭的时候，生气地瞪着面前放着的一杯番茄汁。“什么？没有柚子汁？”他大叫起来。为了抵抗流感，他的医生建议他多喝柚子汁。

“是没有柚子汁。”侍者在回答时特意强调着。

“是这样的，”莫奇阴沉着脸说，“一伙歹徒在密西西比河上的塔格特大桥上袭击了一列火车，他们炸毁了铁路，大桥遭到了破坏。倒是不严重，现在正在修复——不过交通都被延误了，从亚利桑那州来的火车没法通过。”

“这简直荒唐！难道就没有别的——”汤普森先生说了一半便停住了，他知道，密西西比河上确实没有其他的铁路桥。过了一阵，他磕磕巴巴地下令道，“命令派部队看守大桥，日夜守护，让他们派最得力的人手，要是那座大桥出任何问题——”

他的话没有说完。他耸着肩坐在那里，低头盯着面前名贵的陶瓷盘和精美的点心。没有了柚子这样不起眼的东西就让他突然间第一次有了切实的感受，要是塔格特大桥出事的话，整个纽约城又会如何呢？

在这一天傍晚，艾迪·威勒斯说：“达格妮，问题不仅仅是那座大桥。”他啪的一声拧亮了她桌上的台灯。黄昏已至，她却由于强迫自己投入到工作里而忘了开灯。“旧金山那里发不出长途列车。在那里交战的一方——我也不知道是哪一边的——占领了咱们的车站，强行收取‘发车税’，等于是靠列车来勒索钱。咱们的车站经理已经不干了。现在人人都束手无策。”

“我不能离开纽约。”她铁了心地回答道。

“我知道，”他轻声地说，“所以我要去处理那边的事情，至少得找个能管事的人。”

“不行！我不想让你去，这太危险了。而且你干吗要去呢？反正现在已经这样了，没有什么可挽回的了。”

“塔格特公司还在，我要帮它。达格妮，你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建起一条铁路，可我不能。我甚至都不想再去重新开始，看到发生的这一切，我再也不愿意从头再来了。你应该去那样做，可我不能。还是让我尽力做我能做的事吧。”

“艾迪！难道你不想——”她停在那里，明白再说也是枉然，“好吧，艾迪，既然你希望如此。”

“我今晚就飞去加州，我在一架军用飞机上弄了个位子……我知道，只要你……只要你一离开纽约就会彻底离去，也许不等我回来你就已经走了。你一旦准备好就走吧，别担心我，别为了告诉我而等在这里。走得越快越好……我现在就向你告别了。”

她站起身来。他们彼此相对。在办公室昏暗的光线下，他们两人之间是墙上挂着的那幅内特内尔·塔格特的画像。他们的眼前浮现出了从他们第一次学会在铁道上行走到如今的漫长岁月。他将头一低，久久没有抬起。

她伸出手去，“再见了，艾迪。”

他紧紧地握住她的手，没有低头去看，而是看着她的脸。

他转身要走，但又停住脚，转过身来开口问她，他的声音很低，但却非常沉稳，既不是请求，也没有绝望，而是清醒得像是在去合上一本久远的账簿，“达格妮……你知不知道我对你有什么样的感情？”

“是的，”她轻声地说，此时，她意识到自己这些年来一直是在默默地感受，“我知道。”

“再见，达格妮。”

列车在地下驶过，隆隆的震动隐隐透过大楼的墙壁，淹没了他离去时关门的声音。

次日一早，天降大雪，罗伯特·斯塔德勒博士的额头上带着寒冰般刺骨的雪花，穿过韦恩·福克兰酒店里的长廊，向酒店的皇家套房走去。他的身边跟着两名彪形大汉，这两人来自鼓舞士气的部门，倒是乐于能有机会炫耀一下他们的鼓舞方式。

“记住汤普森先生的命令，”其中一个大汉带着轻蔑的口吻对他说道，“哥们儿，要是说得有半点差错，就让你后悔莫及。”

让他头疼的不是额头上的雪——斯塔德勒博士心想——而是火烧火燎般的压力，自从昨天晚上他向汤普森先生叫喊说不能去见约翰·高尔特之后，这压力就笼罩在了心里。他曾经在一股莫名的恐惧中大声地叫嚷，希望周围那些冷漠的面孔能帮帮他的忙，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除了这件事，让他干什么都可以。那些面孔并没有因此而和他争论，甚至懒得去威胁他，他们只是在对他下命令。他夜不能寐，告诉自己不要去遵命，但他还是在向那扇门走去。他知道，自己的脑门发烧一般的胀疼，隐隐觉得眩晕恶心、神情恍惚，是因为他已没有了身为罗伯特·斯塔德勒博士的感觉。

在门口，他注意到卫兵闪亮的枪刺和钥匙在门锁里转动，发现自己向前走去，听见身后响起锁门的声音。

他看见约翰·高尔特正坐在房间另一头的窗台上，瘦高的身上穿着衬衫长裤，一条腿垂向地面，另一条腿盘着，双手抱着膝盖，迎着身后灰色的天空，高高地仰起他那长着缕缕金发的脑袋——猛然间，斯塔德勒博士看到在帕垂克亨利大学校园旁边，一个少年正坐在他家门廊的栏杆上，在夏日蓝天的映衬下，阳光照耀着他仰起的脑袋上的栗色头发，他听见自己二十二年前充满着激情的声音：“约翰，世界上只有人的头脑，不被亵渎的头脑，才是最无价的东西……”——面对着屋子对面那个多年以前的小伙子，他放声哀号道：

“我实在是没办法呀，约翰！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他的手扶在两人之间的一张桌子边上，既支撑着自己，也把它当做一道保护的屏障，尽管那个坐在窗台上的人还是纹丝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