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福楼拜的未竟之事

它不是人们建起的。是人们拆除了的。

它不是一幢幢的房子。是一幢幢房子之间的空隙。

它不是一条条存在的街道。是那些不再存在的街道。

然而，它也是人们没有建成的东西。是人们梦想与构思的一幢幢房子。是人们想象中的稀奇古怪的林荫大道；是茅屋间的那鸣没人走过的闲庭信步的小路；是错视画中的死胡同，让你产生了走进一条时髦大街的幻觉。

作家们未写成的书重要吗？忘记它们是非常容易的，也很容易假定，未写成的书目只有糟糕的观点、被合理抛弃的计划、令人难堪的最初的想法。事实未必如此：最初的想法往往是最好的思想，经过片刻锁眉思索后，它们会在三思后令人高兴地复原成最好的。而且，一种思想往往不会因为它没有通过哪一种质量控制检测而遭到摈弃。想象力并不像每年结出丰硕果实的苹果树那样忠实可靠。作家必须有什么素材就收集什么素材：有的时候素材太多，有时又太少了，有时却一无所获。在过量的那些岁月，在某个凉爽阴暗的阁楼里总是放着一只木条做的盘子，作家不时心惊胆战地到阁楼去；是的，哦，亲爱的，他在楼下辛苦地工作，而阁楼上却满是皱纹的肌肤、警示的色斑、突然间的褐色坍塌以及雪片的突现。他对此有什么办法呢？

对福楼拜来说，未写成的作品投下了又一个阴影。如果说人生最美的时刻是在逛妓院而不嫖娼的时候，那么，也许写作最美的时刻是在写书的念头出现之时，而这本书永远不用写出来，它永远也不会有形态固定不变的缺陷，永远都不必暴露在那些不如作家本人那样热爱书本的目光之下。

当然，出版的作品本身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如果福楼拜有更多时间和金钱整理一下他的文学资产，它们现在一定是另一番样子。他会写完《布瓦尔与白居谢》；他或许不会让《包法利夫人》再出版了（因这本书过热的名声，古斯塔夫焦急万分，我们对这一点看得多认真呢？确实有点认真）；而且《情感教育》本来可能会有一个不同的结局。杜康记录下了他的朋友因这本书遭遇时运不济的藤运而深感心灰意冷：此书出版一年后不幸遇到普法战争的爆发，并且对古斯塔夫来说，似乎敌人的侵犯与色当的溃败，会给一部以探索一代人的道德败坏为出发点的小说赋予一个宏大的、公共的、不容辩驳的结局。

“不难想象，”杜康记录了他的话，“最好的结局也许都是由一些事件汇聚而成的。例如，这里就有一个质量上乘的结局。投降条约已签署，军队被捕了，皇帝跌坐在他宽敞的马车的一角，脸色阴沉，目光呆滞；他吸着烟，为使自己保持平静，虽然他的内心正经受着暴风骤雨，但他希望表现得沉着冷静。他的身旁坐着他的副官与一位普鲁士将军。大家都沉默无语，每个人都低垂着目光；他们的心中都充满着痛苦。”在两条路交叉的地方，皇帝的队列被一列囚犯挡住了，头戴波兰四角帽、手持长矛的枪骑兵押送着这队囚犯。皇帝的马车在尘土飞扬的滚滚人流前，被迫停了下来，人流在太阳照耀下泛着红光。人们拖着脚步向前走着，双臂懒洋洋的。皇帝无精打采的目光打量着这群人。这是一种多么奇特的检阅军队的方式啊。他想起了以前的一次次军队检阅的情景，想到了敲击的战鼓，想到了舞动的旗帜，想到了戴着金色绶带的将军向他举剑致敬，还想到了他的卫兵高声喊着'皇帝万岁！'

   一名囚犯认出了他，向他致敬，接着一个又一个囚犯向他致敬。突然一名轻步兵走离队列，挥着拳头喊道：“好啊，原来你在这儿，恶棍；我们可被你毁了！”于是成千上万的人开始咒骂起来，挥舞着双臂威吓他，朝马车吐唾沫，犹如刮过一阵诅咒的旋风。皇帝依然不动声色，没做一个手势，没说一句话，但是，他心里想，“那些就是人们过去常常称为我的禁卫军的人！”

“你觉得这样的情景怎么样？气势恢宏，是不是？这样的情景会使我的《情感教育》的最后一幕非常令人难忘？要是错过这样的情景，我都无法抚慰自己。”我们应该为错失这样一个结局而感到悲伤吗？我们如何评价它呢？杜康很可能在复述中只说了个大概，而且福楼拜的不少作品都可能在出版前几易其稿。这样改写的渲染力很显著：fortissimo奏出了高潮，对一个国家不能公开的失败的公开的总结。但是这本书需要这样一个结尾吗？经历了1848年，我们还需要1870年吗？还不如让这本小说在幻灭中悄然消失；与其看-幅纷乱的沙龙画，还不如听两个朋友回忆过去。

回到未成之作本身吧，让我们系统地来看问题。

1）自传。“有一天，假如我写回忆录的话——只要我投入地去写，回忆录是我唯一会写好的东西一你会在我的回忆录中占有一席之地，而那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位置啊！因为你在我生存的墙上炸开了一个大缺口。”在古斯塔夫给露易丝·科莱最早的一封信中写了这段话；并且在（1846-1853年）七年期间，他不时地提到他打算写的自传。接着，他宣布正式放弃这个计划。但是那难道仅仅是一个为了计划的计划？”我将把你写人我的回忆录中“是一个文学上拉拢人的信手拈来的陈词滥调。相当于“我将把你拍成电影”，“我可能使你在画中永恒”，“我可以使你的脖子变成大理石雕塑”，等等。

2）翻译作品。遗失的作品，而不是严格的未竟之作；但是我们可以在这儿记下朱丽叶·赫伯特翻译的《包法利夫人》，经过作家的监督检查，被作家称为“一件杰作”士）在1844年的一封信中提到的译作：“我已读过《老实人》二十遍了；我已将它译成英语……”；b)这个翻译并不像学校的作业：更像是一份自己制定的练习之作。从古斯塔夫在书信中的英语使用不稳定的情况进行评判，此翻译很可能在原小说的创作意图上无意之间增添了一层喜剧色彩。他甚至不能准确地抄写英语地名：在1866年，在对南肯辛顿博物馆的"彩色明顿瓷砖"做笔记时，他把“ Stoke-upon-Trent”写成了“ Stroke-upon-Trent”。

3)小说。未竟之作的这一部分包含了大量的青年时代的作品，这部分的作品主要对心理传记家有用。但是作家未能在青少年时写成的那些书，与作家已把他的职业生涯昭示天下而未能写成的那些书，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而对这些未写成的书，他必须承担责任。

1850年，福楼拜人在埃及，他花了两天时间思考了门卡拉的故事，这位第四王朝的国王是一位虔诚的国王，他被认为重新打开了被他的先人关闭的寺庙。但是，在给布耶的一封信中，这位小说家粗鲁地提到他的思考对象，说他是一位“与自己女儿乱伦的国王”。1837年，英国人挖掘到了这位国王的石棺，并将它运回到了伦敦。也许福楼拜的兴趣是被这个发现（或者说事实上是对这位国王的记忆）所激发出来的。古斯塔夫在1851年到大英博物馆去时是可以好好看一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