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没有找到她的脑袋（第2/6页）

喏，当我们结婚旅行回到我当餐厅服务员的杰钦小镇时，丽莎想要生个孩子，这可不合我的脾气。我作为一个典型的斯拉夫人，什么都喜欢随意，我干什么都凭一时的心血来潮，可当她对我说什么要我作好准备，我的感觉就跟那次那位帝国的医生，按照纽伦堡法规要求我给他往白纸上挤点儿精子一样。丽莎对我说，让我作好准备，说这一晚她可能怀上这个新人，这个新欧洲的未来建造者，因为她已播放了一个星期瓦格纳的《洛亨格林和西格弗里德》唱片。她说她已经选好了名字，如果生个男孩，便取名叫西格弗里德·蒂迪尔。她整整一个礼拜都漫步走去看长廊里的那些雕像。黄昏中，当那些德国国王、皇帝、英雄和半人半神耸立于蓝天之中，她便站在那里久久地凝视他们。而我却在想着怎样在她肚皮上摆一圈花瓣儿，想着我俩首先要像孩子一样地嬉戏，尤其当我们成了蒂迪尔家族成员之后。丽莎这天晚上穿了件长袍，眼睛里没有情爱，只充满着义务，对他们的血统和荣誉的义务。她向我伸出手来，用德语嘟哝了句什么，两眼望天，仿佛从这天花板和穿过这天花板，日耳曼苍天上的所有人，所有尼贝龙根人，甚至丽莎所祈求的瓦格纳本人都会看着我们。丽莎祈求他们帮助她按其愿望怀上孕，按照日耳曼的新荣誉，让她的肚子孕育出一条新人的新生命。他将按新血统、新观点、新荣誉的新规范来生活。我一听到这些话，不禁感到男人所拥有的男性的一切都开始离我而去。我只是这么呆呆地躺着，望着天花板，向往着失去的天堂，向往着结婚前曾经有过的美好的一切，向往着我曾经像一条杂种狗一样与所有女人相处的情景。而现在，我却被安置在如同一条高贵的公狗和一条高贵的母狗所要完成的任务面前。这种情况我知道，也曾经见过那些养狗人，如何左等右等，等着那个难得的一刹那的受罪劲儿。记得有一次，一个养狗人从共和国的另一端带着一条母狗来到我们这儿，可不得已又要返回去，因为那条高贵的狐狗偏偏看不上这条母狗。后来，他们又第二次回到这里，把母狗搁在牲口棚的小筐篓里。女主人得戴上手套抓着公狗的生殖器强制它们交配，还在它们头顶上举着短鞭子逼着它们交配以怀胎。在这种处境下，血统高贵的母狗自然只好听天由命许身于任何一条杂种狗。还有，司令部的一个军官养了一条圣伯纳狗，整个下午都找不到一条从舒玛瓦山区来的母狗跟它交配。因为母狗比这条公狗高大。最后，工程师马辛把它们带到一座花园的小坡上，在那里挖了这么一个台阶，花了整整一个小时为这条圣伯纳狗修整婚床，一直忙活到傍晚，累得筋疲力尽。等到培完最后一铲土，便开始进入正题。让大个子母狗站在凹下去的一级台阶上，使两条狗的高度正好相当，这样才完成了交配。可这种结合是强制的，不像公狼狗与马达克斯母狗，或者爱尔兰的母塞特狗与一条公哈巴狗自然结合那样兴致盎然。我现在就好比……于是，不可置信的事实终于发生了：一个月之后，我去让人给我扎针，强身针，总在我屁股上扎上一组粗如钉子的针，好让我的心理状况得到加强。在我这样扎了十次之后，终于，丽莎按规定怀了孕……接着，她也得开始去扎这种强身针，因为大夫们担心这新人会流产。于是，我们全部的情爱，这一国家社会主义的交媾中，剩下的只是长袍下的一种什么行为。丽莎甚至都没碰过我的生殖器，我只能按照新欧洲人的规定和制度，被准许与她接触，这使我感到很别扭。反正与这孩子有关的一切都离不开科学和化学，主要是打针。丽莎的屁股被这些粗如钉子的针扎得面目全非了，弄得我一心只想去治疗她的伤口而不再考虑别的。可是我扎针后的伤口总在流水儿，为的是让我能有一个漂亮的新生儿。这时期，我还遇上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已经好几次注意到，在讲授古代日耳曼人光辉历史的教室里，现在开始了俄语课。连这里的士兵，在完成他们的生育任务，让那些美丽的姑娘们怀上孩子之后，还要到这里来学俄语，学一些基本的句子。有一次，长官见我在窗底下驻足细听，便问我对学俄语这件事怎么看。我说看情况是要跟俄国人打仗了。他开始喊叫，说我在造谣惑众。我说这里只有他和我，谈不上惑众。他嚷嚷说我们和俄国有联盟公约，说我这是在散布谣言。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这位长官曾经在婚礼上给丽莎当过证婚人，这正是那个不但不跟我握手，而且也没向我表示祝贺的人，可是他在我之前向丽莎求过婚，我却赢了他，现在是他拿我出气的时候了。我站在这座培植新欧洲人的小镇指挥官面前，他一个劲儿地训斥我，说我在胡说八道，说我得上军事法庭，说我是捷克沙文主义者。兵营里响起警报，这位指挥官一拿起电话，脸刷的一下白了，原来将要发生我预见的战争！指挥官在走廊上只问了我一句：“您是怎么猜到的？”我谦虚地说：我曾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一天之后，我生了个儿子，丽莎送他去洗礼，取名叫西格弗里德。根据拱形长廊里的雕像和从瓦格纳乐曲中得来的灵感取的，而我却接到了辞退通知。让我休假后转到捷克天堂的小筐旅馆去上班。这个旅馆位于捷克天堂石壁悬崖的谷底，确实像个小筐。整个旅馆都浸没在早晨的浓雾和中午洁净透明的空气里。这个小旅馆是专为恋人们和小两口开设的。他们双双对对游览过山岩峭壁，观赏过美丽风光之后，便手拉手或胳膊挎胳膊地回到这里吃午饭和用晚餐。我们客人的一切举动都很放松很安静。但这个旅馆也用来接待德国士兵、党卫军人和他们的军官。他们在开往东方战线之前，在这里与他们的妻子、情人作最后告别。这里的情况与那培育新人种的小镇完全相反。在那里，士兵们好像育种的公马或良种公猪去上一个晚上或两天，好让日耳曼种的女人科学地怀上一个小崽……然而，在小筐旅馆里情况完全不同，更合我的口味。不过这里没有欢乐，只有忧郁和悲伤，还有一种我在军人身上从来没见到过的梦幻情调。几乎我们所有的客人都有点儿像还没有开始写诗的诗人。这倒不是说他们真的是诗人，他们当然跟其他德国人一样野蛮、粗暴和傲慢。尽管德国军队的一个师在这次高卢之役中已经倒下了三分之一，可他们还一个劲儿地为打败了法国而干杯。摆在这些军官面前的是另外一条道路，另外一种任务，另外一种战斗，因为上俄国前线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这条战线于十一月份曾以楔形一直插到莫斯科跟前，可再也没有往前了。队伍节节溃退，一直退到沃罗涅日，继而退到高加索。而这一遥远的距离，从前线传来的消息，特别是从前线那一边传来的消息，说是游击队在通往前线的道路上给他们找麻烦，结果前线变成了他们的后方。就像丽莎所说的，她从前线回来，跟这些俄国人作战没有半点轻松的。她还给我提来一口小箱子。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它的价值有多大，可这只小箱子装满了邮票。我以为她是随随便便找到的，可丽莎说她在波兰甚至在法国专门搜查犹太人的房间，在华沙搜查被驱逐的犹太人时就缴获了这些邮票。她说等到战后，这些邮票的价值会大得足够我们在任何地方买上任何一座饭店。可跟我待在一起的我那个儿子是个奇怪的小孩，他一丁点儿都不像我，也不像丽莎，甚至也不像古代日耳曼先烈厅这种环境所许诺的那个样子。在这孩子身上，根本看不出瓦格纳音乐的痕迹，恰恰相反，这是一个刚刚三个月就得了惊厥的胆怯的小孩。我招待着来自德国各地的客人，后来我竟能绝对准确地估计和猜出：这个德国兵是来自波莫尚，还是巴伐利亚，还是来自波利尼。我也能准确地分辨出这个士兵是在海边还是在内陆长大的，是工人还是农民……这已成了我的一大乐趣。我从早到晚甚至到深夜马不停蹄地招待着客人，一点儿空闲也没有，因为我除了估计谁大概会点什么菜、是哪里人等等之外，已经不会别的娱乐。客人中有男有女，女顾客也是带着秘密任务来到这里的。但这任务是痛苦、恐惧和一种庄严的忧伤。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夫妻和恋人们彼此之间是如此地温柔体贴，他们的眼睛里有如此多的忧郁与柔情，就像我们故乡的姑娘们在唱“黑眼睛啊你们为何哭泣……”或“群山在哀诉……”时那样。在小筐旅馆四周，无论什么天气总有一对对男女在散步，总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军官和一个年轻的女人，他们默默无声互相紧紧地依偎着。我这个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的人从来没见过这种情况，也没猜测出来他们为什么这样。直到现在我才恍然大悟。可能这一对伉俪从今以后永远不会再见面了哩！这种可能性将这些人变成了高尚的人，这就是那种新人，而不是那个因胜利而得意扬扬、大喊大叫和骄横傲慢的人，恰恰相反，是一个温顺和忧郁的人，而且有着一双类似受惊的小动物那种美丽的眼睛……我也有了一双这些恋人们的眼睛，因为这里，连在前线视角控制之下的夫妻们都成了真正的恋人，我也学会用他们的眼睛看风景，看桌上的花，看正在玩耍的孩子，看时间，觉得每一小时都是一道圣餐礼，因为上前线前的一个白天和夜晚，恋人们都不睡觉，不是说在床上缠绵，在这里有着比床更重要的东西，有眼睛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我当餐厅服务员的整个一生中，都没见到过像我在这里所看到和体验到的人与人关系中如此巨大的力量。我在这里，不管是当餐厅服务员或有时当领班，实际上像是坐在一个大剧院或电影院观看爱情悲剧或电影……我在这里还看到，人对人最富人情味的关系是默默无言，如此静寂的一小时，然后是一刻钟，再后是最终的几分钟。这时，带篷马车，有时是军用敞篷马车或者汽车开来了。两个默不做声的人站起来，久久地互相凝视着，叹息着，最后的一吻。那位坐在带篷马车上的军官站起来，一会儿便又坐下。车子朝着小山坡方向渐渐离去。最后的一回头，头巾在挥动。随后，车子像太阳落山一样慢慢消失在山后，整个无影无踪了。只有小筐旅馆门前还站着一个女人，德国女人，一个泣不成声的泪人。她还一直在那里招手，指头一松，手帕飘落出去……她转身回屋，忍不住大声痛哭地沿着楼梯跑进她的小房间，犹如一名渴望在修道院见到男人的孤独而忧伤的修女，啪的一下扑在被褥上，捂着脸久久地失声痛哭……第二天，这些红肿着眼睛的妻子、情人便搭车离去。又一批妻子、情人从天南地北各个角落，从所有城市与乡村，坐着同样车子来到这里与即将开赴前线的男人作最后告别。从前线传来的消息坏得使丽莎对那“闪电战”越来越忧心忡忡，说她在这里已经待不住，说要把儿子西格弗里德送到赫普镇阿姆斯特丹城饭店去，说她也要上前线，说她在那里也许还安心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