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没有找到她的脑袋（第4/6页）

现在，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些我早已忘记的画面来。这些画面突然又清晰又准确地浮现到我面前：我端着一个装着好几杯矿泉水的托盘闪电似的飞快行走，只花几秒钟就到了矾水湖边。我还回想起了兹登涅克的模样儿。兹登涅克就是宁静旅馆的那位领班，他好玩耍，只要有空儿，就把身上的钱都花得一干二净，一花就是好几千块呀！我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他叔叔的肖像。他叔叔是一位军乐队的指挥，后来已经退休。这位乐队指挥在自己的一块林中空地上劈柴，旁边还有一所周围长满了鲜花和松树的小房子。他这位叔叔，正因为曾经是奥匈帝国的一名乐队指挥，所以即使劈柴也总穿着那套制服。他曾经写过两支加洛普舞曲和几支华尔兹舞曲，一直被乐队演奏着，可是，已经无人知道谁曾经是这乐队的指挥，大家都以为他已经死了。正当我们坐着辆马车出去度那一天假日时，兹登涅克偶然听到一曲吹奏的军乐。兹登涅克在马车上站起身来，让马车立即停住，然后朝那音乐的方向走去，原来那里演奏的正是他叔叔写的华尔兹舞曲。那里已经停了好几辆大汽车，整个军乐队的人一会儿就要坐上车子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参加军乐比赛。兹登涅克把军乐队指挥劝说通了，将随身带着的四千克朗都交给他，说是让参加的士兵喝啤酒用，恳请他们按照他的安排办一件事。于是，我们俩下了马车，坐到第一辆大轿车上。行驶一个小时之后，我们便在森林里下车。一百二十名穿制服的器乐演奏家，带着各自闪亮的乐器慢慢走在林中小路上，然后拐到另一条种满嫁接灌木丛的小路，小路上方是高高的松树枝。兹登涅克打个手势让他们停步，他跨过一节倒掉的木栅栏，消失在灌木丛中的空地里，然后又走回来，向大家说出自己的计划。他一暗示，所有士兵一个挨一个地钻进灌木丛。兹登涅克像前线指挥官一样命令大家将坐落在灌木丛中那传出阵阵劈柴声的小屋包围起来，于是，整个乐队都悄悄地围在那个木墩子和身着军乐队指挥穿的奥匈帝国旧制服的老人周围。兹登涅克一打手势，大声下令，全乐队的人便从灌木丛中站起来，拿起闪亮的乐器，奏出了兹登涅克叔叔创作的加洛普舞曲。他们正准备用它去参加比赛。老指挥像那块劈成两半的木头一样，愣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了。乐队又往前走几步，可仍旧半截身子隐没在松树和橡树丛中，只有乐队指挥拿着金灿灿的指挥棒站在没到膝盖的灌木丛里。他挥动着指挥棒，乐队演奏着加洛普舞曲，乐器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兹登涅克的叔叔，那位老指挥动作缓慢地环视一下四周，脸上出现了一种绝妙的表情，仿佛已经离开人世升上了天堂。乐队演奏完这支加洛普舞曲之后，接着奏出华尔兹协奏曲……老指挥激动得快要支持不住了。他把斧子放在膝盖上，放声大哭起来。拿着金色指挥棒的乐队指挥走到老人跟前，碰了碰他的肩膀。老人一抬头，指挥将那指挥棒交给他。这位兹登涅克的叔叔站起来。像他后来对我们说的，他以为他已经死了，来到一个天国的乐队中，他以为，在天国演奏军乐，上帝是这乐队的指挥，并将指挥棒交到了他手里……后来，老人指挥了他自己谱写的这个曲子。演奏完毕，兹登涅克从灌木林中走出来，跟叔叔握握手，祝他身体健康……半个小时之后，乐队成员们又坐上大轿车。轿车开动时，大家为兹登涅克奏起欢乐曲，响起了喜庆的铜号声。兹登涅克站在那里，心情激动，直向他们鞠躬表示感谢，随即，一辆辆大轿车和乐声渐渐消失在山毛榉枝叶和灌木扑打的林中小路上……总而言之，兹登涅克就是这么一位天使，我们在一起度过的空闲时间，他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他成天琢磨着怎么来花掉那几千克朗。正当我关起门来满地摊着百元钞票，光着脚板像踩在瓷砖地板上，在这些纸币上走来走去，或者像躺在绿草坪上一样躺在这些纸币上时，兹登涅克有一次却在给一个什么石匠的女儿举办婚礼。另一次，我们一同到服装店去买些白色海军衫，给孤儿院的每个小朋友穿上。还有一次，他跑到庙会给所有旋转木马和秋千付了租用一整天的钱，让所有来玩的人都能免费享用。有一个假日，我们将布拉格最美丽的鲜花和好多瓶甜酒买下来，挨个走访公共厕所，给打扫厕所的老太太们祝贺命名日和生日，尽管那一天既不是她们的生日也不是她们的命名日。赶上哪位老太太真在这一天过生日或命名日，兹登涅克就感到非常幸福……有一回，我暗自说，我得到布拉格看看去，特别是要辆出租车到宁静旅馆去打听一下兹登涅克还在不在那里，如果不在那里，大概会在哪里。我还要到我跟外祖母曾经住过的地方去一下，看看那里的那所小房子还在不在。记得那小房间的窗外常常有衬衫内裤飘过，那是住在查理温泉旅馆的客人从厕所窗口扔下来的。外婆将那些脏内衣裤洗净修补好之后，卖给建筑工地上的工人与泥瓦匠……就这样，我便站在了布拉格的火车站上。当我找到去达博尔的火车时，我扒开袖子想看看几点钟了。我一抬眼睛，发现兹登涅克站在报亭旁边。我都惊愕了，真是想什么有什么，不可置信的事情又成了现实，我挽着袖子站在那儿发呆。我看到兹登涅克正在那里东张西望，仿佛已在那里等了许久，然后抬起了手，肯定是在等一个什么人，因为他也想看表。可突然有三个穿皮大衣的人走到我跟前，抓住我的手。我的手还一直放在表上。我看见了兹登涅克，他瞅我的样子像在梦幻中。他的脸刷的一下白了，手足无措站在那里看着我，看着德国人把我塞进车里带走了。我奇怪他们不知要将我带去哪里，为什么要带走我。他们将我带到了庞克拉采。大门一开，他们便把我当做罪犯扔进了单号子牢房……我突然因为刚刚发生的这件事而有些异想天开，我甚至几乎有些高兴得发愣了。我真不希望他们随随便便放掉我，因为战争反正快要结束了，我希望自己被关起来，待在集中营里。我曾希望自己恰恰被德国人关起来。德国人，我这幸运之星为我闪烁着光芒。牢房门一打开，我被带去提审。当我说了所有的日期，来布拉格的原因之后，审讯者变得更加严肃起来，然后问我在等谁。我说没有等谁。随即，门一开，进来两个穿便衣的，他们向我扑来，打伤了我的鼻子，打掉我两颗牙齿。我倒在地上，他们弯下身来一次又一次地问我在火车站等谁，谁给我送情报。我说我只是到布拉格来旅游玩玩而已。他们中间的一个弯下身子，一把抓住我头发，揪着我的脑袋往地板上撞，审讯者大声吼叫，说什么我看表说明我跟谁已事先约好见面，说我与布尔什维克的地下活动有联系……然后，将我带走，把我同其他犯人关在一起。囚犯们帮我拔掉了那些打碎的牙，擦干净血迹，撕掉断了的眉毛，我却一个劲儿地笑啊笑的，什么感觉也没有。鞭抽，捶打，甚至受伤，我都没感觉。其他人望着我，仿佛我是太阳，是一位英雄。那些党卫军把我扔进牢房时，恶狠狠地骂我：“你这头布尔什维克猪！”他们的骂声在我耳朵里犹如悦耳的音乐，犹如亲切的称呼，因为我知道，这将是我再回到布拉格的入门券。既然我讨了个德国女人做老婆，站在赫普的纳粹大夫面前让他检查我的生殖器是否够格与日耳曼高贵人种通婚，这个污点只能用解铃须靠系铃人的办法来抹掉……我因为看了一下手表而被打伤的脸，这就是我有朝一日重被信任，作为一名反纳粹的战士再度进入布拉格的证件。最主要的是，我要让所有的什罗贝克们，布朗德斯们，总而言之，所有大饭店大旅馆的经理们都看到：我是属于他们中间的一员。因为只要我能活着，那我一定要买一座大旅馆，比方说如果不能在布拉格，那也一定要在别处买一座。因为，用那一箱子邮票，就像丽莎所想要的那样，我可以买两座旅馆，可以在奥地利或者瑞士也买一座。不过在奥地利或者瑞士旅馆经理们的眼里我啥也算不上，我也犯不上去跟他们比个高低。因为我跟他们没什么旧账要算，我不需要到他们面前去炫耀。可是在布拉格开个旅馆，参加饭店旅馆经理协会，再爬到全布拉格饭店旅馆经理协会秘书长的位子，那他们就得对我刮目相看了。他们即使不喜欢我，也得尊重我。我对未来别无其他打算……我在庞克拉采监狱总共待了两个礼拜。从后来几次提审中看出，他们是抓错人了。他们的确在等一个看手表的人，他们已经抓到一个联络员，从他那里已经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情况，后来也弄清楚了要抓的人不是我而是另外的人。我想那一天，兹登涅克也要看表，兹登涅克是我的朋友，他也看到我实际上是代替他而被抓了。我想他一定是个重要人物，即使牢里有什么人想栽在我身上，兹登涅克也一定会为我辩护的。我受审回来，还没等到他们用拳头推我，我的鼻子又出血了。我又乐了，笑了。我高兴鼻子又在帮我的忙，又在出血……他们放了我。审判官对我表示歉意说（当然也只是轻描淡写一下），帝国的利益要求错杀九十九个无辜的人也不能漏掉一个有罪的人。于是，我在傍晚时分便又站到庞克拉采监狱大门外了。在我后面还有一个人也被放出来……那个刚放出来的人，身体虚弱得在人行道上坐下来。电车在紫色的黄昏中行驶，行人东来西往，年轻人手拉手地漫步，孩子们在暮色中嬉戏，仿佛没有发生过战争，仿佛这世界只有鲜花、拥抱和爱恋的目光。姑娘们在这温暖的薄暮中穿着小衬衫和裙子，显得那样妩媚，连我也兴致勃勃地观赏起这情景来。这纯粹是为男人的眼睛而准备的景色，一切都那么富有性感……“真美啊”！跟在我后面的那个被放出来的人像突然清醒过来似的感叹一句。我想帮他站起来。我问他：“坐了多久的牢？”他说：“十年了。”他想站起来，可没有气力，我只得搀起他。他问我是不是要忙着赶路，我说不。当他问我为什么被关进来时，我说因为地下活动之故。我们一道朝电车走去。我还得帮他上电车。电车里外到处都很拥挤，仿佛大家刚从一个什么舞会上回来或者正要去参加舞会。我第一次注意到，实际上布拉格女郎要比德国女人漂亮，她们也比较会打扮。而那些德国女人穿什么都像制服，她们那些衣服，墨绿上衣、猎装帽，总像什么军服似的……我就坐在那个灰白头发的小伙子旁边。他大概顶多不过三十岁。我对他说，尽管他有一头灰白头发，可年纪就是不大。当我突然问他“您杀死了谁”时，他犹豫片刻，然后，久久地凝视着一位姑娘的乳峰，她正站在我们面前，一手抓着扶手。然后，他反问我一句：“您怎么知道的？”我说我曾经侍候过阿比西尼亚皇帝……我们一直坐到11路电车的终点站，天已经完全黑了。那个杀人犯让我跟他一道去他妈妈那里，让我护送他，说要不然他会在路边摔倒的。于是，我们一块儿抽着烟等候公共汽车。汽车很快就来了。我们坐了三站，在马拉磨坊那一站下了车。那个杀人犯对我说，我们最好从后面走，经过罂粟村能早些到家。他主要是想能给妈妈一个惊喜，要请我谅解他。我说我只送他到村子口，到他家门口，然后我再回到主路上去，再在那儿拦辆车走。我做这一切不是出于同情或什么好心，我只想增加一些说明我无罪的证据，等到有一天战争结束，它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结束……于是，我们走在月光下，沿着一条满是尘土的小路，经过一座完全没有灯光的村子，到了一片蓝得跟复写纸一样的地方。头顶上的一线弯月照射出橘黄色的光芒。我们的身影时而在前时而在后，时而落在旁边的排水沟里，细长得几乎看不见。后来，我们爬上一个小山坡，只能算在这儿歇脚的小土堆。他说现在从这里就该可以看见他出生的地方，他的小村庄了。可是，当我们爬到山坡顶上，却连一所房子都没见着。那杀人犯犹豫了，几乎吓了一跳。他嘟哝着说：“这不可能啊！难道是我走错了？大概在那另一座小山坡后面？”可当我们走了一百米左右，我和那杀人犯都感到有些恐惧。这时，那杀人犯比刚出庞克拉采大门时还要哆嗦得厉害。他坐下来擦擦额头，真可谓汗如雨下。“你怎么了？”我问他。“这里曾经有座小村庄，怎么全不见了呢？我都快疯了！是我已经疯了还是怎么的？”杀人犯嘟哝着。我问：“这个村庄叫什么名字？”他说：“利吉采。”我说：“这个村子已经没了。德国人将它销毁了，村里的人也被他们枪杀了，剩下的全被送进了集中营。”那杀人犯又问：“为什么？”我说：“因为他们杀死了总督，凶手跑到这个村子里来了。”那杀人犯坐在地上，两只手耷拉在缩到一起的膝盖上，活像两个脚蹼。然后，他站起身来，像一名醉汉在这月光下的大地上跌跌撞撞地走着，随后在一排桩子前面停了步，倒下了。他抱住其中的一个桩子。其实这不是桩子，而是一棵树干，上面挂着唯一的一根被砍断的枝子，仿佛一个被处死者吊在这树上。杀人犯说：“这儿，这儿是我家的一棵核桃树，这儿是我们家的花园，而这里，”他慢慢地走着，“这儿某个地方……”他突然吓一跳，用双手摸出了被填平的住房和生产用房的地基，准是勾起了他强烈的回忆。当他跪在地上摸到他的故居时，他坐在一棵树干下大声吼道：“你们这些杀人犯！”他紧握着拳头站起来，脖子上露出的青筋在淡淡的月光下依稀可见。他大吼了这一声之后，坐到地上，身子朝后仰着，两手抱在膝盖下方，像坐在一把摇椅上那么摇晃着。他抬头望着划破弯月的树枝慢悠悠地说，仿佛在自白：“我有一位很英俊的爸爸，他比现在的我要漂亮，尽管我也够帅的，可跟他一比，我简直是个不合格产品。我爸爸喜欢女人，女人们更喜欢我爸爸。于是我爸爸跟女邻居好上了。我吃我爸的醋。妈妈很痛苦，我跟爸爸一样，都看见了，您知道吗？我爸爸抓住这根树枝，一摇晃，一松手，就到了篱笆的那一边。漂亮的女邻居在那边等着。有一次，我在等着我爸爸，等他飞过篱笆，我们便吵了起来。我用斧子砍死了我爸爸。我并不想杀死他，可是我爱妈妈，而妈妈在痛苦……如今，剩下的只是这核桃树干，而我妈妈，她大概也已经死了。”我说：“她也可能在集中营，很快就能回来。”杀人犯站起来说：“您跟我一块儿去吗？我们去打听打听看。”我说：“干吗不？我会德语。”于是，我们一道到克拉德诺去。快到半夜的时候，我们便到了克罗切哈拉维。我们向德国哨兵打听盖世太保大楼在哪里。哨兵告诉我们说，从这边过去便是。于是，我们就站到大楼门前了。二楼上好像特别热闹，有碰杯的声音和女人的笑声。哨兵在换岗，已是午夜一点。我问执勤部队的长官，我们是不是可以见到盖世太保的司令官。他对着我一声大吼：“什么？”让我们明天早上再来。可这时大门开了，一批穿着军装喝得醉醺醺的党卫军人从里面出来，准备离去。他们说着笑着互相告别，仿佛刚刚参加完一个什么庆典，晚会或庆祝命名日、生日的聚会，也让我联想起在巴黎饭店到了关门休息客人们心满意足离去的情景。最后一级阶梯上站着一个军官，手里端着一座插了好几根蜡烛的烛台。他喝得醉醺醺的，军服扣也解开了，头发耷拉在脑门子上，他正举着蜡烛跟大家告别。他一看见我们，就到大门口来，向正在对他敬礼的执勤官询问我们是什么人。执勤官说我们想跟他说话……杀人犯让我将他的话翻译给那个德国军官听：说他曾被关在牢里整十年，现在出狱回到家乡利吉采，可他既没找到房子也没找到妈妈，因此他想知道他妈妈出了什么事。那长官笑开了。滚烫的蜡油像泪水一样从倾斜的蜡烛上滴到地面……那司令官转身往上走，然后吼了一声：“站住！”卫兵将门打开，司令官又走下来问道：“为什么坐了十年牢？”杀人犯说因为他杀害了父亲。司令官拿着那一直在流泪的蜡烛，照着那个杀人犯的脸，仿佛有点儿酒醒，变得精神了些。这一天夜里，此时此地在这种情况下，命运将这个杀害了自己的父亲而来打听母亲下落的人送到了他面前，他自己却是那个或按指令或自作主张的大杀人犯，而我这个曾经侍候过皇帝的人，却常常成了那不可置信的事情变成事实的见证人。我看到了：一名帝国的国家级大杀人犯，胸前挂满了叮当响的勋章，他正一步步沿着台阶往上走。他后面跟着那个普通的杀人犯，一个杀死自己父亲的人。我正想离去，可执勤官抓着我的肩膀，猛地将我转过身来，指着楼梯，示意我上去，于是我就坐到了一桌残羹剩饭的宴席旁。一张很大的桌子上，就像刚刚举办过婚宴或一场盛大的毕业庆典，满桌是剩下的蛋糕，喝完和没喝完的酒瓶子。眼下桌子中间的一个座位正坐着这个喝醉的党卫军官。他重问一遍情况，我又将十年前在核桃树旁发生的事情给他翻译了一遍。这个军官最高兴的是庞克拉采监狱组织的严密性，乃至使囚犯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利吉采发生了什么、这个村子怎么样了。这个晚上还有一件不可置信的事情成了事实：我，这个竟然没被人认出来的，脸上有伤，鼻子被打破了的冒牌翻译却发现，这个盖世太保的司令官曾经是我婚礼的一位参加者，就是那个既不向我祝贺也不肯跟我握手的军官。而当时我还想要跟他碰杯。我端着杯子将手伸过去，想同他为我的幸福干一杯，可却没有得到回应。那次我深感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我受不了这种耻辱，脸红得连头发根儿都变色了，就跟那次什罗贝克先生，甚至曾经侍候过英国国王的斯克希万涅克先生拒绝与我碰杯时的滋味一样……现在，命运又将那个不屑接受我碰杯善意的人送到我面前。此时他就坐在我面前，正为他能站起身来，去叫醒一个什么管档案的官儿而感到自鸣得意，然后给我们抽出一本档案，一页页翻阅着。就在这宴会桌旁，档案卷宗纸被桌上的菜汁酒水沾湿了，他终于找到那一页，那上面记载着的情况是：这杀人犯的妈妈在集中营，至今在她的名字下面尚未注上任何日期以及表示她死亡的十字架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