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慎

直到一九四七年,博勒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那之前他常常说:“那仅仅是宣传,只是用来欺骗黑人的谎言。”

一九四七年,美国人开始拆除乔治五世公园里的兵营,为此许多人感到失落。

一个周日,我去找博勒,他一边给我剪发,一边说:“听说战争结束了。”

我说:“我也听说了,可还是有些怀疑。”

博勒说:“我明白你的意思。那些人是宣传的行家,但我是这样看待的,如果他们要继续打仗,就会保留这些兵营的。”

“可他们拆除了兵营。”我说。

博勒说:“确实。二加二等于几?告诉我,等于几?”

我说:“四。”

他若有所思地为我剪了会儿头发。

然后说:“好,我很高兴战争结束了。”

理完发,我一边付钱一边说:“你认为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你觉得我们要去庆祝一下吗?”

他说:“别着急,伙计。别着急。这是件大事,我还得好好想想。”

于是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我还记得那个晚上,当停战的消息传到西班牙港,人们疯狂不已,街上就像在过狂欢节。一首新的卡里普索小调不胫而走,街上的每个人都随歌而舞:

日日夜夜,玛丽·安小姐

伴着男友漫步河边。

博勒看着舞蹈的人们,说:“愚蠢!愚蠢!黑人怎么这么愚蠢?”

我说:“可你没听见吗,博勒先生?战争结束了。”

他吐了口唾沫说:“你知道什么?你去打仗了?”

“可收音机已经播了,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

博勒大笑。他说:“任何人都会把你当孩子看。你自以为长大了,但你居然还相信报纸上的一切?”

这话以前我也听过。博勒活了六十岁了,他发现的唯一真理就是:不能相信报纸上的任何东西。

这是他全部的哲学,但这并没有使他高兴。他成为这条街上最悲伤的人。

我认为博勒生性就是悲伤的。十一年来,我每周至少见他一次,但确信从没见他笑过,除了冷笑。他个子高挑,不胖不瘦,却面带苦相,嘴角下撇,眉毛下挂,两眼大而无神。

令我吃惊的是,博勒不做理发师后还能维持生活。我猜他是一个登记在册的搬运工,他的手推车是我见过的最小的。

那不过是两个轮子上架了一个小盒子,他独自推着。那高大的身躯,带着一副听天由命、无所谓的架势,让你觉着他这么做是何苦呢。小车上只装了两三包面粉或糖。

每逢周日,博勒又变回理发师。如果他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那就是会理发。

博勒经常对我说:“你知道塞缪尔吗?”

塞缪尔是我们这儿最成功的理发师。他很富有,每年都会花一周时间去度假,而且喜欢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事。

我说:“是呀,我知道塞缪尔。可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碰我的头发。他根本不会理发,只会在我头上乱抓一气。”

博勒说:“你知道是谁教会塞缪尔理发的吗?知道吗?”

我摇了摇头。

“我,是我教塞缪尔的。他刚开始学理发时,连自己的胡子还不会刮呢。他哭着求我说,‘博勒先生,博勒先生,教我怎么给人理发吧,我求你了。’好,我教了他,瞧他现在怎样了,嗯?塞缪尔是越来越发了,但我仍旧住在这间破烂的老房子里。塞缪尔有一间专门理发的屋子,而我还得在那棵芒果树下露天理发。”

我说:“可是在外边挺好的呀,比在闷热的屋子里坐着好。可是你为什么平常不给人理发呢,博勒先生?”

“哈,孩子,这是个大问题。事实是,我就是信不过自己。”

“不对。你理发理得非常好,比塞缪尔强。”

“我倒不是这个意思,孩子。当一个人坐在你面前的椅子上,你呢又不喜欢这个人,手里还捏着一把剃刀,这个时候什么怪事都可能发生。这些天,我只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给他理发,我可不愿意随随便便给谁理发。”

尽管在一九四五年时,博勒并不相信战争已经结束。但在一九三九年,他是最大惊小怪的人之一。当时西班牙港仅有的三份报纸,《特立尼达卫报》、《西班牙港新闻报》和《晚报》,他每期都买。战争爆发后,《晚报》开始发行特刊,他也买。

那些日子里,博勒老说:“有许多人自以为可以摆布别人的生活,他们以为我们穷,我们就无知。可我偏不信这个邪,你们听着,我会每天坐下来读报纸,天天这么做。”

博勒对《特立尼达卫报》特别感兴趣,有段时间,他每天都要买下二十多份。

《卫报》正举行一种叫“失踪的球”的有奖游戏。他们在报上印出足球比赛的图片,但不标出球的位置。你只要用“X”标出球的位置,就有机会赢一大笔钱。

标注这个失踪的球便成了博勒最大的乐趣之一。

起初每一周,博勒都很高兴地给《卫报》寄上一份标有“X”的报纸。

对我们大家来说,这是一周中最激动人心的事。

哈特常说:“博勒,我打赌,你一旦赢钱了,就会忘了我们大家。你会离开米格尔街,在圣克莱尔大道买栋大房子,伙计,是吧?”

博勒说:“不,我不会留在特立尼达,我想走,去美国。”

博勒开始标两份X图了。然后三份、四份、六份。他没有赢到一分钱,人却变得越来越暴躁。

他总是说:“你们听着,这是一个巨大的恶作剧,那些办报纸的家伙早就阴谋好了,他们已经定下了谁会拿这个奖,他们只想把所有黑人的钱骗到手。”

哈特说:“你不要灰心,再认真地试一次就行。”

博勒买了一沓坐标纸,放在印着“失踪的球”图片的报纸上面,然后在每条线的交叉处,他都标上一个X。为了做好这事,博勒不得不每周买一百到一百五十几份的《卫报》。

有时博勒会叫博伊、埃罗尔和我过去,说:“现在,孩子们,你们认为那个失踪的球在哪儿?瞧,我要你们闭上眼睛,用这支铅笔标出它的位置。”

有时博勒会问我们:“这星期你们梦到过什么没?”

如果你说你什么都没有梦到,博勒就会非常失望。我常常会编几个说说,博勒就会来解梦,把它们和失踪的球联系上。

大伙儿开始叫博勒“失踪的球”。

哈特常说:“瞧那丢了球的家伙。”

有一天,博勒走进了《卫报》办公室,在警察赶到之前,狠狠揍了一个助理编辑一顿。

在法庭上,博勒说:“你们听着,那个球根本就没有失踪,因为它从来就不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