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娅·普莱斯·恩甘巴（第4/5页）

我们甚至没法自己种庄稼。我的确尝试过，就在我们家后门的金属门框旁边，晾衣绳的下方。帕斯卡和帕特里斯帮我清出了一小块地，最后终于产出了几束苍白的、脏兮兮的芹菜和豆子，却在一夜之间就被邻居家的山羊啃了个精光。那户人家的孩子看上去太饿了。（那山羊也是。）我无法为这样的赠予感到遗憾。

至少，我们还有余地，我们还可以离开。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我们可以去亚特兰大再做尝试。为了阿纳托尔能在这儿教书、组织当地人进行一些活动，我们留在了这儿，靠清汤寡水的工资度日，但我们仍然拥有邻居们无法理解的优势。我带儿子去美国打了疫苗，这种疫苗在扎伊尔无论什么地方连个影儿都见不着。我看着他们全都活着来到这世上，而且谁都没有因天花或肺结核夭折。我们比大多数人都要幸运。然而在这里，最让人难以承受的是窗外的风景。城市是一座尘土色的阴郁家园，让我患上了想念内陆生活的思乡病。在比柯基和基兰加，至少我们总能从树上摘到点东西。没有哪一天，我们没见过花朵。时疫有时候会将村子毁灭，但它们总会终结，不会传播得太远。

我有时会好好地笑话一番以前的自己。记得我和姐妹们曾神经过敏地列出我们能指望的家底：橙子，面粉，甚至鸡蛋！即使在传教生涯最低潮的时期，照基兰加的标准，我们仍富有得不可思议。难怪我们不小心搁置在门廊上的任何一件家什都会在晚上找到一个新家。难怪当我们抽出口袋内衬表明自己有多穷时，邻居的女人们都会在我们家门口紧锁眉头。镇上的人甚至连口袋都没有。他们看着我们时的感受，就好比我此刻站在蒙博托童话般的宫殿门口对他怒目而视，而他则耸耸肩，把双手深深地埋进被他夺来的亮闪闪的矿脉之中。

“我记得你说过，刚果人不信独享财富那一套，他们相信自己的东西用不完就应该分享出去。”有一次，我对阿纳托尔这样说，想要来场辩论。

但他只是哈哈笑了起来。“你想说谁，蒙博托吗？他现在甚至都不算是非洲人。”

“好吧，那他是什么？”

“他就是个供白人摆布、人尽可夫的女人。”

阿纳托尔是这么解释的：如同故事里的公主，刚果生来富有，却招来嫉羡，引得各地的男人纷纷垂涎，都想在她身上予取予求。美国现在成了扎伊尔经济的老公，却不怎么讲道理。又是大肆剥削，又是装作高人一等，还美其名曰要使她免受本性里的道德沦丧之累。

“哦，我完全了解那是种什么样的婚姻。”我说，“我从小就亲眼见识了这么一桩。”

但我到现在才恍然明白，母亲最后将我们家的每一件物品搬到屋外，是作为告别基兰加的礼物。有这样的妻子，也有那样的妻子。我们中间只有身为异教徒的母亲才懂得何为救赎。

我们其他人大概都是后来才明白的。上帝让我们活得够长，就是为了让我们惩罚自己。一月十七日，卢蒙巴与露丝·梅之死 ，那天仍旧是令我们家黯然神伤的日子。阿纳托尔和我无语凝望着远方，望着自己内心的悔恨，如今这悔恨再也不会与我们分开了。一月的晚上，我常被噩梦惊扰，我伸展开身体悬在水面上方，试图保持平衡。当我回望岸边，那儿的一排鸡蛋却倏忽成了饥饿孩童的脸蛋。然后我又坠入忧郁的绝望，不得不将一座在我手中崩塌的山脉移走。我惊醒的时候已然浑身湿透，发现阿纳托尔的身子就在自己身边，这才如释重负。但即使是他的忠诚也无法卸去我肩头的重荷。“神啊，求你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怜恤我 。”在半梦半醒间，在我彻底清醒，进入这没有父亲、也无法指望慈悲的世界之前，我念起了祷词。

阿纳托尔说，反复做梦是得过恶性疟疾者的通病。当我紧张或悲伤时，我也会成为丝虫 ⑬ 的猎物，浑身瘙痒难耐。那是一种微小的寄生虫，会爬入你的毛孔，时不时地发作一番。非洲有成千上万种方式融入你的皮肤之中。

我们在金沙萨的生活其实包含着很多慈悲，比大多数人所能指望的更多。我还不必去干掉蒙博托的大象。曾有一段时期，我甚至还带回家过一份丰厚的薪水。当时我帮美国人干活挣工资，自我安慰说，如此一来我至少可以在城里自己住的那个小角落里向小贩们散点美元。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外国的资金援助无论如何也送不到他们手上。

恩甘巴夫人，英语教师，是我的新身份。结果我发现，这身份就像本笃会的修女服那样让我很恼火。我在美国人聚居区里的一所特别学校教书，那些美国人是来这儿建造英加－夏巴输电线工程的。出资建造英加－夏巴输电线工程，是美国赠予刚果的一份结婚大礼。这条庞大的输电线路穿越一千一百英里的丛林，将利奥波德维尔南边的水电大坝同南方偏远的夏巴矿区连接了起来。项目引入了普渡大学的工程师、得克萨斯州的一帮粗人及其家小。他们全都住在利奥波德维尔郊外一座名为“小美国”的怪异小城里。每天清晨我都要乘巴士去那儿，给这些从事该宏伟工程的人家里毫无诗意的孩子们上课，教他们语法和文学。他们面色苍白，背井离乡，抱怨在这里看不到某些听上去有点可怕的电视节目，那些节目名称里都有邪恶、条子、危险 之类的词儿。说不定，他们离开刚果的时候，压根儿就不知道自己曾真真切切地被邪恶、条子、丛林里蛇患肆虐的危险包围过。这片聚居区犹如监狱，路面和房子整齐划一，最外边围着带刺铁丝网。孩子们也像囚犯似的，只要找到任何尖锐的东西，就会打打闹闹。他们取笑我的着装，叫我“秋葵夫人”。我可怜他们，蔑视他们，默默地希望他们能坐第一班船回家。我时常受到警告，因为校监认为我“态度”有问题。但他只能容忍我，因为找不到人代替。到第二个学期结束时，我就辞职了。

那地方让我毛骨悚然。我会在“一月十七日巷 ”尽头的街角乘上巴士，赶在晨曦初露之前在路上颠簸着打半个小时的盹儿，然后睁开眼睛，进入另一个世界。聚居区内有一排排闪亮的金属房屋和几十家烈酒吧，在拂晓时分金光闪耀，散发着新鲜呕吐物和碎玻璃的光晕。巴士会嘶嘶响着刚好停在大门内，进行怪异的交接仪式：我们这些老师和女佣下车之后，巴士就会载上疲态尽显、蓬头垢面的妓女。刚果女孩，染着漂白的橘色头发，蹦着一两个粗俗的英语字眼，昂贵的美国胸罩的吊带从紧绷的衬衫里滑落至肩头。我想象得出她们回到家后，叠好这身制服，裹上缠腰布，再去集市赶集的情形。就在我们全都站在那儿，彼此眨巴着眼睛，找不着北的时候，聚居区的卡车呼啸着从我们身边驶入丛林，车上载着显然（从妓女可以推断）一刻都没合过眼的男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