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马卡尔采夫·伊戈尔·伊万诺维奇（第2/6页）

战争的开始对马卡尔采夫是一个打击，尽管他本可以预见到它。我们帮助过希特勒，可他到头来忘恩负义！马卡尔采夫过分绝对地相信了他在自己文章中写的东西。他迅速改变了观点并再也没有那样真诚地迷失过。然而他养成的高度嗅觉，应该以什么样的精神写东西，仍然没有让他吃亏。在第二次失意后，1953年，马卡尔采夫变得更聪明了。

但那是以后的事，可眼前，在战争开始时，尽管他并不相信这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但他听说了有德国姓氏和名字的人被捕和遭流放的事。以防万一，他向户籍登记处写了一份申请：“对祖国的爱与对敌人的恨使我有义务纠正父母所犯下的错误。”他请求把名字汉斯改成伊戈尔。此后他在兵役委员会要求上前线。没有派他去：他是中央任命的干部。马卡尔采夫不知道，他留在自由中是多亏了经常看《消息报》的莫洛托夫。

“那个跟着我们去见骗子希特勒的马卡尔采夫，”莫洛托夫说道，“正确地理解了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宣传。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教会了我区分我们的记者和不是我们自己人的记者。这个马卡尔采夫有嗅觉。把他列入名单。”

马卡尔采夫就这样进入了战时第一批获嘉奖的人当中。战争末期，在以前被德国人占领的州中开始组织意识形态工作和报纸出版时，他被安排到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纸处担任指导员。

当他过了三十八岁后，突然开始近乎病态地认真考虑他是单身这件事。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朋友和休息时的女友。在这方面马卡尔采夫不是伪君子，他参加他的圈子里举行的所有活动。不这样他就不会在那里被当成自己人。但是他周围的人家里舒适，有孩子，可他这个喀山的弃儿却没有尝到这份喜悦。再磨蹭一点就晚了。还因为在战争中失去了两千多万有生力量的国家急于繁衍（而马卡尔采夫是自己国家的儿子），还因为时候到了，他决定结婚。

他在中央委员会巴尔维哈疗养院池塘附近小小的长椅上认识的吉娜已经结过一次婚了。凭她的美貌和头脑这不令人奇怪。他有分寸，也没有详细询问她第一任丈夫的情况。相识的地点完全合适，他们去了两次大剧院，去了一次苏联莫斯科高尔基模范艺术剧院。一心想结婚的他爱上了吉娜。

按照那个年代的习惯，伊戈尔都是深夜回到家里。他每次都长久地站在小床边，喜悦地倾听小孩均匀的呼吸声。他的工作太多，以至于连和长大的儿子玩一玩的时间都没有。

1953年2月中旬，领导干部处请他填写新的履历表。仔细看完履历表后，同事问道：

“您妻子出嫁前姓什么？”

“热福尼亚科娃。”

“她随第一任丈夫的姓是什么？”

马卡尔采夫不知道（同第一任丈夫分手后，吉娜改回了自己出嫁前的姓）。但是他不能说他不知道，他慌了起来。

“难道这有意义吗？”

“我只是执行者。”指导员回答道。“她随第一任丈夫的姓是福列伊特曼……”

“可她是俄罗斯人！”他试着抵御，同时感到恐惧使脸部泛出一层葡萄酒般的绯红色。

由于职务的关系，伊戈尔·伊万诺维奇在秉承时代精神为州报挑选干部时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自己没感到需要这样，甚至相反，每一次他都充满了不愉快的负罪感。他本人对这个现象的解释是地方性残余、是清洗后充斥了党内的缺少文化修养的干部们的问题。斯大林对此当然不知情。

“她是纯血统的热福尼亚科娃！”他重复道。

“问题不在这里。您认识她的前夫吗？”

“不认识！没见过，也没问过……出什么事了？”

“您是知道的，开始审理医生们的案件了，他们企图不正确地治疗领导人员。而前教授福列伊特曼曾在医院治疗过沃伏西并给科甘咨询过。”

“但是我妻子跟这件事毫无关系，我完全确切地知道。”

“现在完全确切的一点是：关于医生案件留明接到了新的指示。”

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军留明是贝利亚的副手兼重大案件侦查处处长。

“我可以给留明打个电话吗？”伊戈尔·伊万诺维奇轻声问道。

为报纸准备打击人民敌人的材料时，他多次与留明见过面。

“您不愿意明白：已经接到了指示，”指导员把嗓音压在了最后一个词上，“甚至拉甫列恩季·巴雷奇也无能为力。”

马卡尔采夫坐着发呆。他思绪慌乱地沿着一个四周扎满了刺的简易的圈子奔跑着。毁灭无从反抗。他已经想象到，妻子从他身边被带走，也许，他们会建议他和她离婚。他想到给莫洛托夫的顾问打电话，但是维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已经表现出了高度的原则性，他通报说，他的妻子热姆丘日娜是人民的敌人。

“我该和谁结束问题呢？”

“你和谁结束，”指导员反问道，“什么时候有指示了？”

“谁的指示？”

“您不明白？”指导员抬起眼望向天空，然后同情地看了看马卡尔采夫。

伊戈尔·伊万诺维奇想象到他争取到的波斯克列贝舍夫接见他的场景。波斯克列贝舍夫弯着腰，边走向他边骂娘。没有人可以“结束”问题。所以他采取了荒谬的行动——大概是出于绝望。他请求去休假，到疗养院去，因为他五年没有休假了，而且自我感觉不大好。那里的人们笑了笑：在疗养院逮捕被认为比在单位更方便。

拿到了去高加索的疗养证后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动身了。在库尔斯克伊戈尔抓起了箱子，把莫名其妙的吉娜推下了火车，向女列车员解释说，他需要返回莫斯科。一小时后他们已经坐在了闷热的普通车厢里，在带着大包小包的人们中间，季娜伊达12用睁得大大的眼睛看着丈夫。他明白：无论在哪里他们早晚都会找到他，他只是不希望是现在。他们从沃罗涅日到了唐波夫。在满是衣衫破烂的人们的市场上遇到了一个老护林员，他是来城里买猪仔的。马卡尔采夫用另一个姓介绍了自己并抱怨道，医生们说，生病的孩子需要呼吸森林的空气。他会付很多钱的。

护林员的小屋里散发着酸牛奶和鸡粪的味道：冬天人们在屋里养鸡。每天夜里马卡尔采夫都在等待。但是没人打听他们。他们不讲究地住着，吃的是面包和脂油，睡的是木板通铺。伊戈尔因无所事事而心烦。护林员收不到报纸，而无线电收音机在播放的是国家的巨大的成就和规模正在扩大的劳动竞赛以及其他国家的罢工，这毫无疑问地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即将崩溃。宣传进行得单调，缺少灵活性，马卡尔采夫边听边想道。他怀着内心的恐惧驱赶着休假临近结束的心思。当主人凌晨叫醒他并低声说，已经播报了，似乎斯大林死了，马卡尔采夫更加害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