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2/4页）

埃利斯岛上那两位流亡者中的一位，是我当年在瑞士边境结识的，那里的海关人员一夜之内四次把我们赶往法国境内，而法国的边境人员又把我们赶了回来。天气很冷，最后拉比诺维茨和我终于说服瑞士人把我们关进监狱。瑞士监狱中有暖气，那简直就是天堂，我们真希望整个冬天都能在狱中度过。但瑞士人却如现实一样的冷酷，不久之后他们就从提契诺州[8]把我们赶到了意大利，在那儿我们俩分了手。这两位流亡者在美国有亲戚，亲戚替他们出了经济担保，所以几天后他们就被释放，离开了埃利斯岛。告别时拉比诺维茨向我保证，会在纽约寻找苦路上认识的其他熟人替我想办法。对此我不抱任何希望，这不过是一种惯常的许诺，一旦他自由了就会把这种许诺忘得一干二净。

我并不感到不幸。几年前我在布鲁塞尔的一家博物馆学会了打坐，可以毫不惊慌一连几小时静坐在那里。那时，我能够控制自己以进入无意识状态，这几乎与自我暗示类似。我以这种方式进入一种倦怠的忘我境界，这种境界令漫长而紧张的等待变得可以忍受了一些，因为在一种特别荒谬的幻想中，这种等待最终似乎确实与我不再相关了。这样，我才没有被漆黑斗室中的孤寂压垮，我在那里躲藏了数月。当盖世太保对布鲁塞尔进行地毯式排查来搜捕流亡者时，那家博物馆的馆长把我藏在了馆中。我只有早晚能见他片刻，他给我带来些许食物，晚上闭馆后他放我出来。白天那间斗室上着锁，只有馆长才有钥匙。每逢有人走过走廊时，我不能咳嗽、打喷嚏或是弄出别的响动。做到这些并不难，但一旦危险真的临近时，恐惧引起的精神焦虑从一开始就很容易令人惊慌失措。所以我防患于未然，练静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锻炼出足够的精神力量以抵抗震惊的冲击。有一段时间，我开始不再看手表，以致我有时辨不出白天黑夜，特别是星期天馆长不来博物馆的时候。但不久之后，我又放弃了这种做法，因为我这样太容易失去仅有的一点心理平衡而陷入自暴自弃的泥沼了。我反正一直离自暴自弃不远，没有走这一步，不是因为对生活尚存信心，而是期盼着复仇。

一周后，一位干瘦而羸弱的男子与我搭讪。他拎着一只绿色的鳄鱼皮公文包，看上去像个律师，那些穿梭于拘留营活动大厅的律师活像一群振翅飞翔的乌鸦。

“您是路德维希·佐默吗？”

我充满疑惑地望着他，他说的是德语。“问这干吗？”我反问道。

“您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路德维希·佐默吗？”那男子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满是褶子的灰脸上一嘴不同寻常的大白牙格外扎眼。

这时，我想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这我当然知道，”我回答说，“可您为什么要打听呢？”

那男子像猫头鹰似的眨了几下眼，终于说：“是罗伯特·希尔施委托我来的。”

我惊讶地抬头望着他，问道：“受希尔施委托，罗伯特·希尔施？”

那男子点了点头。“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罗伯特·希尔施死了。”我说。

那男子诧异地望着我。“罗伯特·希尔施在纽约，”他说，“两个小时以前我还与他说过话呢。”

我摇了摇头。“这不可能。那肯定是另一个人。罗伯特·希尔施在马赛被枪杀了。”

“胡扯！希尔施派我来这里，是为了帮您离开此地。”

我不相信他，我猜这大概是核审员们设下的圈套。“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我问。

“有个叫拉比诺维茨的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您在这里。”说着，他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我是莱文，是莱文与沃森律师事务所的。这回您终于相信了吧？您戒心可真是不小。为什么？您有许多要隐瞒的事情吗？”

我长出了一口气，现在相信他了。“在整个马赛，人们都传说罗伯特·希尔施让盖世太保给枪杀了！”

“马赛！”莱文轻蔑地答道。“我们现在可是在美国！”

“我们是在美国吗？”我望了望流亡者们所在的大厅，大厅的窗户上装着铁栅栏。莱文再次爆发出沙哑的笑声。“没错，还没彻底踏上美国的土地。在我看来，您还没有丧失自己的幽默。希尔施先生已经向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您的情况。你们二位在法国一座拘留营里待过，对吗？”

我点了点头，依旧很茫然。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我捉摸着，而且他就在纽约！

“对不对呀？”莱文有些不耐烦地问。

我又点了点头。不过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希尔施在拘留营只待了一个小时。他是化装成党卫军军官来的，要求一位法国指挥官交出两名受盖世太保追捕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当时他认出了我，他事先不知道我在拘留营。他立刻不动声色地要求也引渡我。那位指挥官是个胆小的预备役少校，早就对这一切不耐烦了，他只要求给他出具一份正式的书面证明。希尔施给他开了，他身上总是带着一些有真有假的空白证明信。然后希尔施行了个纳粹式举手礼，把我们塞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那两位政治家一年后又被捕了，他们在波尔多落入了盖世太保的陷阱。

“是的，没错，”我说，“我可以看看希尔施给你们的书面资料吗？”

莱文犹豫了一下。“当然可以。有什么可看的呢？”

我没有回答。我想确证一下，罗伯特陈述的与我告诉核审人员的是否一致。我仔细阅读了那份资料，然后把它交还给莱文。

“对吗？”莱文又问了一遍。

“对。”我边说边向周围扫了一眼。我周围的一切好像突然间变了样子。我不再是孤独一人，罗伯特·希尔施还活着。一个声音在向我呼喊，我曾以为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了。一切都变了，什么也没有失去。

“您有多少钱？”律师问。

“大约一百五十美元。”我小心翼翼地答复。

莱文摇了摇他的秃脑袋。“稍微少了点儿，即使是办短期的旅游签证，为了继续前往墨西哥或加拿大也不够。但这还可以想办法。您明白吗？”

“不明白。我去墨西哥或加拿大干什么呢？”

莱文一张嘴又露出他的大马牙。“不干什么，先生。重要的是，您得先进入纽约，而最容易的就是申请短期的过境签证了。等您一旦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您可以生病，生了病就无法旅行了。然后就可以继续申请滞留签证了，情况是会发生变化的。当务之急是把脚先伸进门！现在您明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