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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以后，那位律师又来了。“您看上去很糟糕，”他哑着嗓子说，“您怎么了？”

“全是因为希望，”我嘲讽地说，“它比不幸让人沉沦得更快。这您应该知道的，莱文先生。”

“您总是开这种流亡者玩笑！您没什么真正的理由苦恼。我给您带来了新消息。”

“什么新消息？”我小心地问。我始终怕自己的护照会露出什么破绽。

莱文笑着露出他的满嘴大马牙。他笑口常开，我想，对一个律师来说他笑得太频繁了。“我们为您找到了担保人！”他说。“这个人保证，您不会成为国家的负担。一位保证人！您还有什么话说？”

“是希尔施吗？”我心存疑惑地问道。

莱文摇了摇他的光头。“希尔施早就没钱替别人担保了。您认识银行家坦嫩鲍姆吗？”

我默不作声，不知该如何应对。

“也许认识。”我说。

“也许？什么叫也许呀？您总是躲躲闪闪！您肯定认识他！他为您担保呢！”

突然有一群海鸥尖叫着，在窗前掠过动荡而波光粼粼的海面。我不认识什么银行家坦嫩鲍姆，我在纽约举目无亲，只认识罗伯特·希尔施一个人。此事肯定是他安排的，就像他在法国以西班牙领事身份安排这类事那样。

“我极有可能认识他，”我说，“在逃亡中会遇到很多很多人，所以不可能记住所有人的名字。”

莱文满腹狐疑地望着我。“连坦嫩鲍姆这样的名字也记不住？”[12]

我笑了。“坦嫩鲍姆也记不住。为什么不可以忘呢？正因为是坦嫩鲍姆才记不住。谁如今愿意记起德国的圣诞节呢？”

莱文擤了擤鼻涕，他的鼻梁很高。“您认不认识他无所谓。关键的是他替您担保！而他这样做了！”

他打开公文包，几张报纸掉了出来。他把报纸递给我。“都是晨报！看过了吗？”

“没有。”

“什么，还没读过？难道这里没有报纸吗？”

“有，但我今天还没读呢。”

“怪事！人们都以为恰恰是您该每天急着读报呢！难道这里的人不都是如此吗？”

“很有可能。”

“您不这样吗？”

“不，我不这样，我的英文程度也不行。”

莱文摇了摇头。“您真是个怪人！”

“也许吧，”我说。我懒得向这位希望得到直截了当回答的人解释，只要我被关在这儿，我就不会抢着看什么战事报道。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不因为毫无必要的情绪波动而耗费自己本已有限的精力。要是我告诉他，自己不读报，而是在夜间读一本从苦路上带过来的德国诗选，那他大概会认为我是精神病，并从而放弃为我辩护。“谢谢！”我边说边接过报纸。

莱文继续在他的包里翻找。“这是两百美元，是希尔施先生交给我替您办事的，”他解释道，“是给我的预付酬金。”他边说边取出四张纸币，像玩牌那样把它们排成扇形，马上又把它们装了回去。

看着那四张纸币消失后我问：“希尔施先生给您的钱全部是为了用来预付您的酬金吗？”

“这倒不见得，但我即使把钱给了您，您也会把它付给我的，对吧？”

莱文又笑了起来，这回不光露出大牙，带动了满脸的皱纹，而且连耳朵也被牵扯进来，它们动来动去就像大象的耳朵。“您不会想让我为您白干吧？”他温和地问道。

“这不会。不过您不是说过，我那不到一百五十美元办入境手续太少了吗？”

“有人担保就不一样了！坦嫩鲍姆改变了一切！”

莱文喜形于色。看他那高兴劲儿，好像现在就在打着我手中这一百五十美元的主意似的。我决心在重新拿到带入境签证的护照前一毛不拔。莱文好像猜到了我的心思。“我现在把担保材料交给核查官员，”他客观地解释说，“如果一切顺利，几天之内我的合作伙伴沃森就会来办理其余的手续。”

“沃森？”我问道。

“对，沃森。”他答道。

“为什么非得沃森办呢？”我怀疑地问。

令我惊奇的是莱文变得有点儿窘。“沃森家族几代都是美国人。最早来美国的。”他解释说。“他们家是乘‘五月花号’来美国的，在美国这就几乎等于是贵族了。这是一种无害的偏见，我们必须利用它。特别是在您这个案子上，您明白吗？”

“我明白。”我吃惊地说。大概沃森不是犹太人，原来这儿也讲这一套。

“他出马会让这一切更加无可挑剔，”莱文胸有成竹地说，“这对以后的申请也有好处。”他站起来向我伸出了瘦骨嶙峋的手。“祝您一切顺利！不久您就会置身纽约的！”

我没搭腔。他的所有言行都不招我喜欢。我像所有靠偶然生活的人一样迷信，觉得他预言未来的那种信誓旦旦不是什么好兆头。他第一天就这样做了，当时他问我将住在纽约什么地方。在流亡者中本不该这么问的，这会带来不幸。我不止一次经历过，最后出现事与愿违的情况。还有坦嫩鲍姆，这事难道不奇特和令人激动吗？我还不能完全相信此事。罗伯特·希尔施的钱不就让这位律师立即私吞了嘛！这笔钱希尔施肯定不是给他的！两百美元，这可是一大笔财产啊！我花了两年才攒下我那一百五十美元。也许下回莱文还要打我这笔钱的主意呢！我唯一能相信的是：这个贪婪的人——犹如一只长着太多獠牙的鬣狗——是罗伯特·希尔施派来的。

希尔施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位真正的马加比[13]。法国实现停战后不久，有一天他突然以西班牙副领事的身份出现在普罗旺斯。不知从什么地方，他弄到了一本外交官护照，上面的名字是拉乌尔·特格纳，从此他就以这一身份抛头露面，叱咤风云。没人知道他那护照是真是假，人们猜测他是从法国抵抗运动组织手中弄到它的。对此，希尔施自己从未露过一点儿口风，但人们都知道，当他如彗星般突然发迹时，他也为法国地下组织工作。反正他拥有一辆西班牙牌照并贴有外交使团标签的车，他身着高雅的西服，在汽油像金子般珍贵的时候，总能搞到足够的汽油。这一切他只可能从地下抵抗组织那里得到。他也为这些人运送武器、传单和双页小册子。当时正是德国人不遵守局部军事占领条约，为追捕流亡者而向法国的自由地区进军的时期。希尔施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能营救的人。他的汽车、他的护照和他的胆识令他如虎添翼。一旦遇到检查，他就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称自己是与德国友好的另外一位独裁者的代表。他痛斥巡逻队，援引自己的外交豁免权，并立即搬出佛朗哥[14]与希特勒的关系来吓唬人。德国巡逻队往往会放过他，不愿给自己惹上什么麻烦。德国人天生的臣属感令他们尊敬头衔和护照，他们被训练出来的服从同时也意味着怕担责任，低级军官尤其如此。即使是党卫军成员，希尔施冲他们大声咆哮时，他们也会恐慌不安。他料到了任何一种独裁都会在自己内部制造畏惧，因为这种政体把权力变成主观的东西，如果其追随者对不断变化的规章条例不是了如指掌的话，那么权力对他们而言也就意味着危险。这么一来，他就利用怯懦来解救苦难，因为任何暴力统治的必然结果都不外乎与残酷并存的怯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