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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妈的有福了，”老汉说，“她马上就有一个美国亲戚了，那孩子！人们会宽松地放她入境，有美国亲戚的流亡者都可以入境。”老汉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尴尬地坏笑起来。

“要是这孩子成不了美国公民，那就该是第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了。”我说。

“是第二个，”老汉回答说，“1937年我已经在一座位于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桥上看见第一个了。德国流亡者被那两个国家的警察赶到了那座桥上，他们既无法前进，也不能后退，桥的两端都站着警察。他们就那么在边界桥上蹲了三天，当时有个妇女生了个孩子。”

“孩子怎么样了？”穿红上衣的女人感兴趣地问道。

“在两国有可能因此而开战前就死了。”老汉回答道。“那还是比较人道的时候，德国还没有吞并奥地利。”他又抱歉地补充说：“这事要是发生在后来，人们自然就会像杀死湿漉漉的猫一样把母子俩都干掉。”

我看见沃森从办公室走了出来。他身穿浅色格子西服套装，在出口处挤成一团的流亡者中间鹤立鸡群。我飞快地向他走去，心脏突然间怦怦直跳。沃森挥了挥我的护照，“您很走运，”他解释说，“有个女人似乎要生小孩，核审员们昏了头。这是您的签证。”

我接过了护照，双手直抖。“给了多长时间？”我问。

沃森笑了。“本来他们只想给您四个星期的过境签证，结果现在给了您两个月的旅游签证。您应该感谢那位正在经历阵痛的待产妇。我想，他们是想尽快摆脱她和我。已经为那个女人要了摩托艇，送她去医院。我们可以搭她的艇一起走。您瞧，还行吧？”沃森用力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现在自由了？”

“那还用说！下两个月您是自由的。接下来我们得采取新的措施。”

“两个月！”我说。“那简直就是一种永恒！”

沃森摇了摇他那雄狮般的脑袋。“不是永恒！两个月！我们最好马上就开始考虑下一步的对策。”

“等我到了对岸再说，”我说，“不必现在！”

“好吧！但您不要拖太久。还有几笔我们为您垫付的费用您得缴，交通费、签证费和一些别的零星费用，一共是五十美元。我们最好立刻结清。您欠我们的律师费余额可以等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再付。”

“还差多少？”

“一百美元。很便宜，我们不宰人。”

我没有搭腔。突然间，我只想尽快走出这个大厅，离开埃利斯岛！我害怕通往核审员办公室的门最后一刻还会打开，他们还可能把我叫回去。我飞快地掏出自己那瘪瘪的钱包，拿出五十美元给了沃森。现在算确切数目我还有九十九美元，此外还欠了一百美元债。我匆匆地想，也许这些律师的债务我永远还不清了。然而这也无所谓了，一股令人战栗而焦躁不安的浪潮淹没了一切。

“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我问。

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笑了。“等到孩子生下来，还要好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啊！可里面那些人不知道这一点，那些核审员们！他们什么都知道，却偏偏不知道这事！我可不想给他们启蒙。每个在这儿出生的小畜生对别人来说都是一种希望。对吗？”

“对。”我说。我看见两个人架着那个要生孩子的女人走了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走了吧？”我问沃森。

他点了点头。穿丝绒上衣的女人和我握了握手，那位老汉也走过来祝贺我。我们向外走去。在大门口，我必须出示护照，警察看过后立刻把护照还给了我。“祝你好运！”他边说边和我握手。有生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警察和我握手并祝我好运。这对我产生了神奇的效力——现在我才相信自己确实是自由了。

我们被塞进一艘看上去像小型救生艇的摩托艇。那位孕妇躺在摩托艇尾部，左右各有一名看守。沃森、我和其他几位被释放的人待在艇的前面。轰鸣的马达和周围船只的汽笛声盖过了那位孕妇的呻吟。风和阳光从四面八方投向摩托艇，带来不稳定的反射，以致令人觉得小艇似乎漂浮在水天之间。我无暇四顾，只是紧紧摸着兜里的护照。曼哈顿的摩天大楼巨人般直耸入云。整个行程只用了几分钟。

小艇靠岸时，一位被释放者激动得热泪盈眶。那是一名男子，双腿细长，戴一顶老式绿色毡帽，胡须在颤抖，他跪了下去，莫名其妙地举起了双手。在正午的强烈阳光下，他看上去既感人又可笑。他的妻子是位矮小的老妇人，饱经沧桑，面色黄褐，她气恼地一把拉起了丈夫。“你把西服弄脏了！你只有一套西服！”

“我们到美国了！”他喃喃自语。

“是，我们到美国了，”她尖声回复道，“可约瑟夫在哪儿？萨慕埃尔呢？他们在哪儿？米尔雅姆又在哪儿？他们都在哪儿？我们到了美国，”她重复道，“可其他人都在哪儿啊？站起来，注意别把西服弄脏了！”她用那双死甲壳虫般毫无生气的眼睛依次扫视了所有人。“我们到了美国！可其他人在哪儿？孩子们在哪儿？”

“她说什么？”沃森问。

“她很高兴到了美国。”

“这我相信。这里是应许之地。您也高兴，对吗？”

“很高兴！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我望了望四周。马路上似乎正在进行汽车大战，我还从未同时看到过这么多辆汽车。欧洲开战以后马路上很少看得见汽车，因为那里几乎找不到汽油。“这儿怎么看不见士兵呢？”我问。

“士兵？为什么？”

“美国不是参战了嘛！”

沃森咧嘴微笑。“战争在欧洲和太平洋进行，”他慷慨地解释道，“不在这儿。美国本土没有战争，这里只有和平。”

一时间我竟然忘了，没错，敌人在世界的另一边。这儿没有国境线需要保卫，这儿没有枪战。这儿也没有废墟，没有炸弹，没有毁灭。“和平。”我说。

“与欧洲完全两样，是吧？”沃森骄傲地问。

我点了点头。“截然不同。”我说。

沃森指着一条侧街说：“那儿有一个出租车站。对面则是一个汽车站。您不想步行吧？”“想啊！我愿意走走。我被关的时间太长了。”

“噢，是这么回事！那就悉听尊便吧。此外，您在纽约也不会迷路。几乎所有的街道都是有编号的，很方便。”

由于我的英语知识有限，我走在纽约大街上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大约五岁的小男孩。我在令人亢奋的喧闹的生活之流中穿行，到处五光十色，扑面而来的是喧嚣、话语、车辆、欢笑和呼喊，这一切虽然还与我无关，但它们像风暴一样盲目地冲击着我的感官。我只知道这是喧嚣，却不明白它的意义，就像我只知道光，却不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也不知道它的作用。我穿行一座城市，这里的每个人看上去都像是一个不知名的普罗米修斯，他正在以一种陌生的方式做着熟悉的手势，而他使用的语言又是我根本不懂的。因为我不能掌握这种语言，所以这一切都可能有我不理解的多种含义。这与欧洲各国截然不同，那里只有唯一一种我明白的意思。我觉得自己犹如行走于一个巨大的圆形舞台上，周围的行人、侍者、司机和售货员彼此在上演一出费解的戏剧，我既置身于这部戏的中心，同时却又被排除在外，因为我不明其意。我领会到，这将是个绝不会再重复的一次性瞬间。明天我就会参与其中，其实今天就得参与。一旦我到了那家旅馆，就必须重新开始与各种现象展开战斗：屈服、造假、讲价以及一大堆半真半假的谎言，我的生活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可眼下，在这个瞬间，这座城市还没有接纳我，它展现给我的面孔是粗暴、喧闹、陌生与疏离，所以它也是清晰、客观和强大的，同时它像用金银丝编织的饰物那般透明，犹如一个发光的巨大圣体匣[17]。在此重大转折关头，我觉得似乎时间也停顿了一分钟，这时一切都有可能，什么抉择都可以做出，万事万物都失去了重力和方向，好像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无论他是否选择了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