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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个月，他在流亡者中几乎成了传奇人物。有些人的生命是他用空白证件解救的，他不知从何处搞到这类证件，并填上了相应的姓名。尽管盖世太保已经在追捕这些人，他们还是用伪造的证件经比利牛斯山逃脱了。另一些人被藏在外省的修道院中，直到人们能将他们转移。有两个人被他从拘留地解救出来，成功地远走高飞了。他公然用自己的汽车运送成捆的地下读物。那时，他也把我和另外两名政治家从拘留营救了出去，那次他是穿着党卫军军官服干的。每个人都明白，他这么单枪匹马地与暴力抗争，最后只能死于非命。突然人们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传说他被盖世太保枪杀了。甚至一直有人说亲眼看到他被捕了。

我被从拘留营救出来之后常与他见面，有时我们的相聚通宵达旦。最让希尔施受不了的是：犹太人让德国人像逮家兔一样轻松地抓住，他们不做任何抵抗，大批大批地被塞进拥挤不堪的运牲口车送往死囚集中营。他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几乎从来没有试图反叛或反抗，而是顺从地去赴死？既然知道反正是一死，为什么甚至没有部分人起来抗争，哪怕是抓几个凶手当垫背的呢？我们两个人都知道，这不是如恐惧、最终而绝望的希望或是怯懦那些表面化的概念能解释清楚的。还不如用相反的概念来解释，默默地接受死亡，看来要比最后模仿条顿人[15]的复仇去乱拼一气需要更大的勇气。尽管如此，自马加比以来，两千年间这场最大的听天由命还是令希尔施抓狂。因此他恨自己的民族，同时又怀着一种痛苦的爱理解它。他单枪匹马挑战强权暴力不仅仅出于人道的原因，他也是在反叛自己。

我拿上了莱文给我的报纸，我英语懂得不多，读起来很吃力。在船上，一位叙利亚人曾借给我一本法语的英文语法书，并教了我一段时间英语，他获准入境时就把这本书送给了我，我一直使用着。发音我是尽量跟着一台便携式留声机学的，那是一个波兰流亡家庭带到埃利斯岛上的。整个英语教程包含大约一打唱片，每天早晨，留声机被从卧室带到楼下的公共活动室。那家波兰人就一起蹲在某个角落里，跟着留声机练习英语，他们既虔敬又卖力地跟着朗读者那缓慢而丰富的嗓音诵读。朗读者在慢条斯理地讲述一个虚构的英国家庭——布朗一家的生活，他们有一所房子、一个花园以及儿子和女儿们。孩子们上学读书时，布朗先生就骑车去上班，布朗太太则浇花、做饭，她系着围裙，一头黑发。绝望的流亡者们就这样每天起劲地分享着这种安逸的生活，他们随着留声机中传出的朗读者的节奏张嘴闭嘴，就像电影中的慢镜头画面。在他们四周还蹲着一些其他学习者，这些人也想从中受益。朦胧中，那情景看上去就好像有人坐在池塘边，池中游动着大鲤鱼，它们慢慢浮出水面，口张口闭，等待着饲料。

当然也有一些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这些人的父亲可谓高瞻远瞩，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像在文科中学里那样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而是让他们在实科中学学了英语。这些人突然之间成为很抢手的教员了，他们有时和其他人一起练习。后者坐在报纸前练习拼读，还利用有关大屠杀的报道来学习数字：一万名死者、两万名伤者、五万名失踪者和十万名被捕者。瞬间世间的苦难竟然降格为一堂语言课，学生们在课上努力想把一千这个数字中的“th”[16]音发好。那些英语尖子不厌其烦地给其他人示范“th”这个难发的音该如何发，因为德语中没有这个音，所以这个音发不好马上就能让人听出是外国佬。“th”，thousand，举例说柏林有五万（fifty thousand）名死者，汉堡有五万名（fifty thousand）死者，直到有人突然面色发白，张口结舌，忘记了自己扮演的学生角色，惊恐地喃喃自语道：“汉堡？我妈还在汉堡啊！”

我不清楚自己在埃利斯岛学会了什么样的口音，但我开始憎恶在初级班教材中看到与战争相关的资料。我宁愿使用那种白痴语法教材，学习以下内容：卡尔戴一顶绿色帽子，他妹妹十二岁，喜欢吃点心，他的祖母还能滑冰。与报纸上的血腥报道相比，这种已经不常见的教书匠的“深度”至少还能营造出一小片平淡的田园风光。看到流亡者为自己的语言感到羞愧，而且不得不如此；看到他们争先恐后、笨嘴拙舌地学说英语，试着彼此间也用英语交际，不光为了学习一门语言，而且也是为了摆脱他们带过来的最后一件东西：大屠杀刽子手的语言，这反正是件让人极为伤心的事。我被释放的两天前，那本一直被我带在身边的德文诗集不翼而飞。我把它忘在了公共活动室中，后来在厕所里发现了它，被撕得粉碎，污迹斑斑。我认为自己遇到这样的事是活该，这本魔力非凡的诗集在此地不啻为一种可怕的嘲讽：同一个德国让这里的这些人遭受了怎样的痛苦。

几天以后，莱文的合作伙伴沃森真的露了面。他看上去阔绰，脸大肉多，留着修剪过的白胡须。他如我估计的一样并非犹太人，没有任何莱文式的好奇心，也没有他那种智慧。他既不说德语也不说法语，但他说话时手势颇夸张，他的微笑既能让人安心，又透着点儿傻。我们尽量彼此沟通。他什么也不问，而是用手势命令我等在那里，他则去了核审员办公室。

突然，女监中发生了一阵半克制性的骚动，看守们也赶了过去。女人们在一位妇女身旁围成了一个圆圈，那位妇女躺在地上呻吟。

“出了什么事？”我问一位跑过去看热闹又回来了的老汉，“是不是又有人精神崩溃了？”

那老汉摇了摇头。“好像那儿有个女人要生孩子了。”

“什么？生孩子？在这儿？”

“看样子是。我很好奇核审员们对此会说什么。”老汉皮笑肉不笑地说。

“早产！”一个穿红色丝绒上衣的女人说。“早产一个月。在这么动荡的环境下不足为奇！”

“孩子生下来了？”我问。

那女人带着嘲讽的优越感盯着我说：“当然还没有！这才是第一次阵痛，还得等好几个小时呢。”

“要是孩子生在这儿，那该是美国公民了吧？”老汉问。

“不是美国公民是什么？”穿红上衣的女人反问。

“我是说生在埃利斯岛。这儿仅仅是隔离和检疫的地方，并不是真正的美国。美国在对岸！”

“此地也已经是美国了！”那女人激动地解释说。“看守是美国人！核审员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