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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时分我就动身了，我不想等到晚上。我找到一家只有两扇橱窗的小店，里面陈列着收音机、电熨斗、吹风机、搅拌机和其他电动厨房用具，到处是镀铬的金属，锃光瓦亮，可门却锁着。我等了一会儿，然后想到罗伯特·希尔施大概去吃午饭了。我有些失望地转身离开，突然感觉到自己也饥肠辘辘了。我茫然四顾，想吃点儿东西，却不能花太多的钱。我在下一个街角看到一家店，看上去像个药房，橱窗里摆着盥洗器、瓶装花露水以及阿司匹林广告，门开着，我看到里面有人坐在类似吧台的地方吃东西，我走了进去。“来点儿什么？”一位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小伙子不耐烦地问我。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这是我头一回在美国点吃的。我指了指邻座的盘子。“汉堡包？”小伙子大声问。

“汉堡包！”我出乎自己意料地答道。不曾想到，自己说出的第一个英文词居然是德文。[19]

汉堡包味道不错，我又吃了两个小面包。这时那小伙子又吼了句什么，我没听懂他那不连贯的句子，可我看到邻座的人正在吃冰激凌。我又指了指他的碟子，冰激凌我可是有年头没吃了。可那小伙子这回对我的回答不满意，他指了指自己身后的一块长牌子，喊得底气更足了。

我的邻座看了我一眼，他秃顶并蓄着海象胡子。“要哪种？”他问我，语速慢得像跟孩子讲话。

“普通的。”为了摆脱困境我答道。

那只“海象”微微笑了笑。“这儿一共有四十二种不同品种的冰激凌。”他解释说。

“什么？”

那男子指了指牌子：“您挑吧。”

我辨认出“开心果”一词。在巴黎，那些流动小商贩在咖啡桌旁兜售开心果，我不知道还有这种冰激凌。“开心果的，”我说，“再要一种椰子的。”

我付了账，慢慢往外走，这是我第一次在一家药房[20]用餐。往外走的半路上，我看到了卖药品的柜台，这儿也能买到橡胶手套、书籍和金鱼。来到街上后我捉摸，这个国家有点儿意思：四十二种冰激凌，战争，可是看不见一兵一卒。

我走回劳施旅馆，老远就认出了它那破败的大理石外墙，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它对我似乎有一种临时故乡的意义。不见弗拉基米尔·莫伊科夫的影子，也没有别的人在，整个旅馆像死绝了似的。我穿过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周围有几株栽在木桶里的棕榈无精打采的，这里也杳无人迹。我拿了钥匙，走进楼上自己的房间，和衣躺在床上小歇片刻。醒后，我不知自己身在何方，我做梦了，是个噩梦。此刻房间里充满了飘忽不定的玫瑰色朦胧。我站起身向窗外望去，两个黑人在向外抬垃圾桶，其中一个桶的盖子掉落下来，在水泥地上发出咣当声。现在我能忆起自己梦见了什么，我本以为这些经历不会漂洋过海追随我到这里的。我走到旅馆大堂，莫伊科夫在了，他和一位非常娇小的老妇人坐在桌旁，挥手同我打了个招呼。我看了看表，时间不早，该去罗伯特·希尔施那儿了。我睡的时间比自己意料的要长。

一堆人挤在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前，我以为出了什么事故或是警察来了，这总是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我很快从人群中挤了过去，这时我听到一个极大的嗓门在讲话。橱窗里正摆着三只扬声器，店门大敞着，那声音就是从扬声器中传出来的。店里黑暗一片，而且空空如也。

我突然看见了希尔施，他和听众一起站在店外。我一眼就认出了他那长着略呈红色的头发的瘦脑瓜，他没有变样。“罗伯特！”我站在他身后不远的地方轻轻叫了一声，却被扬声器传出的三重强音盖过了。

他没听见。“罗伯特！”我大声喊了起来。“罗伯特！”

他猛转过身，一脸惊喜。“路德维希！是你吗？什么时候到的？”

“今天早晨。我已经来找过你一趟，可是吃了闭门羹。”

我们握了手。“你来了真好，”他说，“太好了，路德维希！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我也以为你不在人世了呢，罗伯特。在马赛，人们到处都在议论此事，甚至有人说亲眼看到你被枪杀了。”

希尔施笑了。“流亡者的饶舌！再说一个人如果常常被人传说已经死去，那他就会活得更长。你来了真好，路德维希！”他指了指橱窗里那三个扬声器。“罗斯福！”他说。“你的救星正在演讲，咱们听听吧。”

我点点头。反正经扬声器被放大了的超强音已经遮盖了任何情绪，何况我们已经不习惯流露情绪了。人们在苦路上常常彼此走散，有的后来能再聚首，有的就成了永别。这似乎已成为家常便饭，人们不再为此激动，甚至对此保持缄默。有人死亡，有人被捕，也有其他人日后会重逢。只要活着，这就够了。在欧洲，活着就是最大的胜利，我想。在这儿则另当别论，想到这我激动起来。而总统的讲话我几乎一点儿也没听懂。

我看到希尔施也没有专心听，他在观察橱窗前的人们。大多数人毫不动情地站在那儿听，有几个边听边评论。有个把金色头发高高梳起的胖妇人鄙视地笑着，做了个鬼脸，指了指自己的脑袋，然后就一步三晃地扭着腰肢走了。“They should kill that bastard！”[21]我身旁一个穿方格运动衫的男子咬牙切齿地说。

“‘kill'是什么意思？”我问希尔施。

“杀死，”他微笑着解释说，“谋杀，这你应该知道的。”

此时，扬声器中传出的声音戛然而止。“就为这个，你就让所有的设备都运作起来？”我问。“作为一种强制教育手段，让人们学会宽容？”

他点了点头。“我的老毛病，路德维希。我仍旧欲罢不能。但毫无指望，到处都一样！”

聚集的人群很快散了。只有那个穿格子运动衫的男人没走。“你们在那儿到底说的什么语言？”他嘟囔着问。“德语？”

“法语，”希尔施不动声色地回答，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是德语，“您的盟国的语言！”

“天下难寻的盟国！我们替他们打仗。这都是罗斯福的馊主意！”

那男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老一套，”希尔施说，“仇外是愚昧最真切的标志。”然后他望着我说：“你瘦了，路德维希！也老了。我以为你死了！奇怪，只要是有些日子没有听到另一个人的消息，人总会马上这么想。其实我们并没老到这份儿上啊！”

我笑了。“这都是该死的生活给逼的，罗伯特。”

希尔施与我年纪相仿，三十二岁，可看上去比我年轻得多，也比我瘦小。“我也确信你已经不在人世了。”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