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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谣言是我自己散布出去的，为的是能更顺利地出逃，”他回答说，“当时已是箭在弦上！”

我们进了他的店铺，里面一台收音机中正传出为一块墓地做的短小广告，声嘶力竭。“干燥的沙地，”这我听懂了，“宜人的风景！”希尔施把收音机关掉了，然后他从一个小冰箱中取出酒杯、冰块和一瓶酒。“这是我最后一瓶苦艾酒，”他解释说，“今儿这个日子咱们得把它打开喝了。”

“苦艾酒？”我问。“是真货吗？”

“不，不是真货，冒牌的，一切都是伪造的。保乐酒[22]，但还是巴黎货呢。干，路德维希！因为我们还活着！”

“干，罗伯特！”我讨厌保乐酒，它一股甘草和八角茴香味儿。“你最后待在法国什么地方？”我问。

“我在普罗旺斯一家修道院里藏了三个月。神父们很可爱，他们想让我成为天主教徒，却也不坚持非如此不可。此外还有两名被击落的英国飞行员藏在那儿。为谨慎起见，我们三个人都穿上了僧袍。我利用那段时光提高自己的英语，我那淡淡的牛津口音就是那时候学来的，那两位飞行员都在牛津受过教育。莱文把你的钱全捞走了吧？”

“没有，他只拿走了你送给我的。”

“那就好！所以我才让他把钱带给你，”希尔施笑着说，“这儿还有一部分，是我没有托他带给你的，否则这钱也得进了他的腰包。”

他掏出两张五十美元的钞票，塞进了我的兜里。“我现在还不需要，”我说，“我自己还有足够的钱，比在欧洲时候的钱还多！先让我试试自食其力吧。”

“胡扯，路德维希！我完全了解你的财产状况。再说，一个美元在美国的价值只有在欧洲的一半，因此在这儿受穷要比在别处困难一倍。你还听到过约瑟夫·里希特的消息吗？我去西班牙时，他在马赛。”

我点点头。“他也是在那儿被捕的。在美国领事馆前，他来不及逃进领事馆。你知道那里当时的情况。”

“是的，”他说，“我知道。”

盖世太保和法国宪兵最喜欢在外国驻法国领事馆附近逮捕人。大多数流亡者都试图去那里申请出境签证，只要他们待在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馆内，他们的安全就有保障。但一旦他们从那里出来，就常常被抓获。

“还有维尔纳呢？”希尔施问。“他怎么样了？”

“被盖世太保打残后带走了。”

我不问罗伯特·希尔施他自己是如何逃离法国的。他同样也不问我。这还是我们的老习惯——不知道的事情，自然也就无从泄露——因为谁都不知道，自己能否挺得住现代化刑具的严刑拷打。

“这是个什么样的民族啊！”希尔施突然感慨道。“如此丧心病狂地迫害自己流亡者的民族算个什么民族！我们竟然属于这个民族！”

他呆呆地在那儿出神，我们沉默了片刻。“罗伯特，”我问道，“坦嫩鲍姆是谁啊？”

他猛地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坦嫩鲍姆是个犹太银行家，”他答道，“他在这儿定居多年了，很富有。如果求他办事，他总是乐于助人。”

“噢，那是谁求他帮我的呢？是你吗，罗伯特？又是逼人向善？”

“不，路德维希。不是我，是世上流亡者最温柔敦厚的主心骨——杰西·施泰因。”

“杰西？她也在这儿？谁把她带到这边来的？”

希尔施笑了。“她自己，路德维希。而且完全单枪匹马，还极为舒适，甚至可以说是奢侈。她到美国来，就像当年福尔贝格去西班牙那样。你在这儿还会碰到更多的熟人，甚至就在劳施旅馆中。毕竟大家没有全死绝或被捕。”

两年前福尔贝格曾在法国与西班牙边境滞留数周，他既没有弄到法国的出境签证，也没有搞到西班牙的入境签证。当其他流亡者沿着比利牛斯山脉的秘密小道翻越国境时，不善攀岩的福尔贝格绝望之下只好租了一辆老掉牙的劳斯莱斯，那辆车的汽油大概还够行驶三十公里，他们沿公路主干道直接驶向西班牙。车主充当司机，他把自己一套最好的、挂满军功章的西服借给了福尔贝格，这位悠闲自得地坐在后座上，骄傲地炫耀着财富与军功。不出所料，没有一位海关人员向劳斯莱斯的“车主”索要签证。相反，他们一窝蜂地挤在发动机旁，听福尔贝格和蔼可亲地给他们讲解发动机的特点。

“难道杰西·施泰因也是开劳斯莱斯车来纽约的？”我问。

“不，路德维希。但她是战前乘最后一班‘玛丽王后’号轮船来的。她到达时，签证的有效期还有两天，后来延长了六个月，以后每六个月延长一次。”

我突然屏息凝神盯着希尔施。“真有这种事吗，罗伯特？”我问。“签证在这儿可以延期？旅游签证也可以吗？”

“只有旅游签证才可以，其他签证不需要延长，就是那些所谓真正的限额入境签证，持有这种签证有望在五年后获得国籍。而且一下就能先拿到今后十年或二十年的签证！有了限额入境签证甚至可以打工，旅游签证是不允许打工的。你的签证有效期是多长时间？”

“八周。你真相信可以延期吗？”

“为什么不可以？莱文和沃森相当能干。”

我在椅子上往后一靠，突然如释重负。这是多年以来头一回觉得轻松，希尔施看着我笑了。“今晚我们得庆祝你以流亡身份进入了市民生活阶段，”他说，“咱们出去吃一顿。苦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路德维希。”

“只到明天，”我说，“明天起我得去找打工机会，这样马上就又违法了。纽约监狱的条件怎么样？”

“民主，有些还配备有收音机。要是碰上没有的，我给你送一台过去。”

“美国也有拘留营吗？”

“有，但不同之处在于那里关的主要是纳粹嫌疑犯。”

“这转折可够大的！”我站起身。“我们去哪儿吃饭呢？去一家美国药房？今天中午我就在一家药房吃的，很好。那儿供应避孕套和四十二种冰激凌。”

希尔施乐了。“那是家兼营快餐的杂货店。不去那儿，我们今天去别的地方。”

他锁上店铺的门。“这家店是你的吗？”我问。

他摇摇头。“我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店员，”他突然苦涩地说，“一个从早忙到晚的无聊的售货员。谁曾想到会是这种下场！”

我没搭茬。我要是能当上售货员就知足了。我们走到街上，一抹淡淡的晚霞无助地挂在楼宇间，似乎它是冰冷的，而且不属于这里。晴朗的天空中有两架飞机嗡嗡飞过，没人为此分心，没人往门洞里躲，也没有人就地卧倒。双排的路灯亮了起来，楼房上的霓虹灯广告瞬息万变，就像五彩猴子在爬上爬下。欧洲这个钟点已经到处一片漆黑，如同在矿井深处。“此地真的无战事。”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