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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慢吞吞地走回旅馆。

“一无所获?”莫伊科夫问。

“我根本没有寻找什么。”

“那更好。那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地下盘棋了。还是您累了?”

我摇摇头。“自由了就不会轻易觉得累了。”

“或者正因为自由了,才会觉得累。”莫伊科夫反驳说。“一般流亡者来到这里后都会累瘫的,经常会睡几天几夜。我想是彻底安全后的精疲力竭。您不是这样吗?”

“不。至少我还没有感觉到累。”

“也许稍后会感到的,疲倦感肯定会来的。”

“好。”

莫伊科夫去取棋子。“拉赫曼走了吗?”我问。

“还没有。他仍旧在他心仪的女人那儿。”

“您认为他今天会如愿以偿吗?”

“怎么会呢?她会和他与那位墨西哥人一起去吃饭,让他付账。他一直是这样吗?”

“据他说不是,他说自己自从跛腿后就有了心理障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也许吧,”他说,“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您难以想象,上了年纪,很多事情都无所谓了。”

“您在这里多长时间了?”

“二十年了。”

我看见有个人影跨门而入。是个上身稍微有些前倾的年轻女子,瘦长脸。她面色苍白,有双明亮的灰眼睛,头发红褐色,看上去像染过似的。“玛丽亚!”莫伊科夫惊讶地脱口而出,站起身问道:“您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我也站了起来。莫伊科夫吻了吻这位姑娘的两颊。她个子比我矮一些,穿着一身紧贴在身上的套装。她说话有些仓促,声音沙哑,铿锵有力。她没有注意到我。“来杯伏特加?”莫伊科夫问。“或是威士忌?”

“伏特加吧。不过只要一点点!我还得上路,去拍照。”

“这么晚了还拍照?”

“摄影师只有这么晚才有时间。给衣帽拍广告。小帽子,小得不能再小了。”

我看到她本人就戴着一顶帽子,更确切地说是一顶小便帽,黑色,斜压在头上,几乎看不出来。

莫伊科夫去拿酒。“您不是美国人吧?”这位姑娘问我。她与莫伊科夫刚才说的是法语。

“不是,我是德国人。”

“我恨德国人。”她说。

“我也恨。”我回复道。

她吃惊地盯着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她迅速解释说。“不是恨具体什么人!”

“我也不恨具体什么人。”

“您得理解:现在正打仗。”

“是的,”我冷漠地回答,“我也知道,现在在打仗。”

我因自己的国籍受到辱骂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当时在法国这曾是家常便饭。战争是进行简单归纳的大好时光。

莫伊科夫拿来一瓶酒和三个小酒杯。

“别给我倒。”我说。

“您生气了?”姑娘问道。

“没有,我只是什么都不想喝。我希望这不会也影响到你们的情绪。”

莫伊科夫会心一笑。“干,玛丽亚!”他边说边举起酒杯。

“酒是神仙给我们的馈赠!”姑娘说罢一仰脖就把自己那杯干了,活像一匹小马驹。

莫伊科夫举起酒瓶。“杯子很小,再来一杯?”

“谢了,弗拉基米尔。够了,我得走了。再见!”

她也伸手与我告别。“再见,先生。”

她握手用力之大超过了我的预料。“再见,女士。”

莫伊科夫把她送到门外,回来后问道:“她惹你生气了?”

“没有,是我自找的。我本可以说自己拿的是奥地利护照。”

“别想太多。她没别的意思,只是有口无心。一开始她几乎令每个人恼火。”

“真的吗?”我不快地问。“其实要想让每个人恼火她还不够漂亮吧。”

莫伊科夫眨了眨眼。“她今天情绪不好。认识她时间久了,就能发现她身上的优点。”

“她是意大利人吗?”

“我想是吧。她叫玛丽亚·菲奥拉。像这里的许多人那样是个混血儿,母亲是西班牙或是俄国犹太人。她是摄影模特儿,以前在这儿住过。”

“像拉赫曼一样。”我说。

“像拉赫曼,像希尔施,像勒文施泰因和许多其他人那样。”莫伊科夫回复道。“这里是一所便宜的国际荒漠商旅客栈,比流亡者初来乍到住的各国犹太人隔离区要高一个档次。”

“犹太人隔离区?这儿也有这种地方?”

“不过是人们这么叫罢了。许多流亡者更喜欢和同胞们住在一起。过一阵子他们的孩子们就向往搬出去了。”

“这儿也有德国犹太人隔离区?”

“当然,在约克镇。就是八十六街和兴登堡[30]咖啡馆周围的那个区。”

“什么?兴登堡?在战争时期还起这么个名?”

莫伊科夫点了点头。“德国侨民往往比纳粹还坏。”

“流亡者呢?”

“有些也住在那里。”

有脚步声沿楼梯而下,我听出拉赫曼跛行的脚步声。接着我听到一个女人低沉的说话声,非常悦耳,这肯定是那个波多黎各女人。她走在拉赫曼前面,根本不管他是否跟得上。我没有看出来她一只脚有毛病,她只跟走在自己身边的那位墨西哥男子交谈。

“可怜的拉赫曼!”这群人消失后我说。

“可怜?”莫伊科夫反驳道。“为什么说他可怜?他不是有虽然还没得到、却想得到的东西吗?”

“能永远保持这样吗?”我问。

“真正可怜的是心死。您现在想喝杯刚才拒绝过的伏特加吗?”

我点了点头。莫伊科夫给我斟了一杯酒。我认为他赠送伏特加十分慷慨,他的饮酒方式也很特别。那小酒杯完全消失在他的大手之中,他不一口闷,而是慢慢地品。他喝酒时人们几乎看不到他的酒杯,喝完后他小心翼翼地把空酒杯放到桌上。人们看不见他是怎么喝的。过后他重新睁开眼睛,他的眼睛好像瞬间失去了眼睑,宛如一只很老的鹦鹉的眼睛。

“现在下盘棋如何?”他问。

“好的。”我回复道。

莫伊科夫摆上棋子。“下棋的妙处就在于它是完全中立的,”他解释说,“没有那些深藏不露的可恶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