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第2/6页）

“收音机更好，”我反驳道，“看不见播音员。”

“你还想听广播吗？”

我摇了摇头。“事情已经结束，罗伯特！失败了，没有任何积极结果，这不是革命。”

“是政变，由军队发起，又被军队镇压下去。”希尔施用他那明亮而绝望的双眸望着我。“这是军界专家们的造反，路德维希。他们知道这场战争输了，他们想挽救德国免遭毁灭。这不是人道主义的起义，而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起义。”

“这二者很难分开的。这不仅仅是军方的起义，也有老百姓参与。”

希尔施摇了摇头。“可以分开的。假如希特勒继续打胜仗的话，就什么都不会发生。这场起义不是针对由杀人犯组成的统治集团的，它是针对渎职者政权的。人们不是因为反对集中营和毒气杀人而示威游行，相反，是因为德国遭到了破坏而抗议。”

我同情他，他以一种与我不同的方式在折磨自己。他在法国的生活主要由愤怒、正义感、冒险和同情混合而成，而不包括道德与受到损害的世界观。要是光讲道德，他早就落入别人的圈套了。尽管事情看上去很怪，他对纳粹采取的对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他比纳粹还要技高一筹。纳粹尽管丧尽天良，他们却是卫道士，而且拥有沉重的世界观：黑色道德与令人冷汗直流的黑色世界观。他们的责任心经常不外乎奴隶式的盲从和唯命是从。与他们相比，希尔施甚至占有优势：他没有背负沉重的军用背囊，而是轻装上阵。他在遵循自己才智行事的同时，没有成为感情的奴隶。他没有白当一个德意志人，当追赶他们的人还像猴子一样蹲在树上的时候，德意志民族就已经崇尚科学与哲理了。当他忘记了自己民族的传统——那由两千五百多年受迫害、遭苦难以及听天由命形成的传统——他就具有反应更快的优势。要是他意识到这一传统，他就不会那么心安理得，他就会失败。

我端详着他，他现在的面部表情平静而专注。可当年约瑟夫·贝尔的表情也曾同样平静，那一夜我在巴黎困顿至极，没能与贝尔通宵达旦地讨论与豪饮。第二天，人们就发现他吊死在自己斗室的窗户旁。他的尸体在风中晃来晃去，风吹打着半扇窗开开合合，宛如敲起了缓慢的丧钟。没有根的人是脆弱的，对别人来说算不上是回事的偶然事件，就能要了这种人的命。智力如果用在与自己过不去上，那是危险的，就像磨盘不磨谷粒而是空转。我明白此理，所以在经历了那夜的激动之后，我几乎是强制自己忘记一切，进入听天由命的艰辛状态。学会了等待的人，更善于对付失望带来的破坏力。但希尔施从来不善于等待。

此外他还有一个奇特的视角，即雇佣兵队长的视角。刺杀和暴动失败不光激怒了他，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他认为二者的准备都太不专业。这就犹如职业行家在发现了重要错误时的愤慨。

一位面颊红润的家庭主妇走进了店里，她想买一个有自动断电功能的烤面包机。当希尔施向她演示锃亮的镀铬烤面包机时，我观察着他。他很耐心，甚至说服那位主妇又买了一个电熨斗。尽管如此，我依然无法想象，他当售货员能干出什么名堂。

我望了望街上。正是会计们午休的时间，他们这时一般去兼营快餐的杂货店吃午饭。在这不长的时间内，他们从有冷气的狭小办公室中解放出来，想象着自己拿的薪水比现在高两级。他们三五成群，高谈阔论，果敢自信地一路走来，暖风吹起他们西装上衣的下摆，他们充分享受着午间的生活，脑子里满是男人的幻想。如果这个世道上有公正的话，他们肯定早就当上老板了。

希尔施从我的肩头望过去。“这是会计们的阅兵式，大概两个小时以后就该轮到妻子们了。那时她们就全体出动，从一个橱窗走到另一个橱窗，出了这家店又进那家店。她们什么也不想买，却专门折腾售货员。她们传播最新的流言蜚语，英语叫Gossip，报纸上到处是这类新闻。她们散步时的等级是简单地根据金钱来划分的，最有钱的走在中间，两边各有一位钱少些的拱卫着她。如果是冬天，人们一眼就能从她们身上穿的皮大衣看出这种差别：穿貂皮的走在正中间，两侧是穿波斯黑羊羔皮的，全都既狂热又愚蠢。比她们更狂热的丈夫们现在因追逐美元都早早就患上了心肌梗死。美国是富孀之国，过不了多久这些女人就会再嫁人，嫁的是年轻的穷小子，贪婪的男人。生死轮回的轮子就这样不停地滚动，”希尔施笑着说，“这与跳蚤那充满冒险和危机的生存真是天壤之别，跳蚤们得从一颗行星跳到另一颗行星，从一个人身上跳到另一个人身上，从一条狗身上跳到另一条狗身上，与飞越各大洲的蝗虫的区别也大了去了，更不用说与那些有凡尔纳式漫游经历的蚊子的区别了，这些蚊子得从中央公园迂回到第五大道！”

有人敲窗户。“死人复活，”我说，“这是拉维克，或是他弟弟。”

“是他本人，”希尔施说，“他来这里很长时间了，你不知道吗？”

我摇摇头。拉维克在德国是个名医，流亡到法国后不得不为一个医术不如他的法国医生打黑工。我认识他时，他在巴黎最大的一家妓院替妓女们当兼职医生。他是一名极为出色的外科大夫。他做手术时，法国大夫留在手术室一直等到病人麻药起作用，然后拉维克再进来做手术。他根本不介意，高兴自己能有工作，能做手术。他是个动刀成瘾的外科大夫。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拉维克？”我问。“你怎么干？纽约不是没有公开的妓院吗？”

“我在一家医院里工作。”

“打黑工？”

“‘灰’工，类似一种比较好的男护工。我得再次通过国家考试，用英文。”

“跟在法国的处境一样？”

“好一些。在法国情况更糟，这里至少承认了中学毕业的学历。”

“为什么不能承认全部学历呢？”

拉维克笑了。“亲爱的路德维希，”他说，“难道你还一直不知道？人道的职业是世上最招人嫉妒的职业。神学家与医生，他们的专业组织用火与剑来维护平庸。如果我战后回到德国，在那儿还得再次参加国家考试，我都一点儿不会感到吃惊。”

“你想回去吗？”希尔施问。

拉维克耸了耸肩。“《拉昂摘要》第六条：走一步，看一步。此前还要经历负隅顽抗之年呢。让我们先挺过这一年再说！”

“为什么是负隅顽抗之年？”我问。“你不相信仗打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