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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菲奥拉笑了。“还真有不少人给您送礼啊，那厨娘漂亮吗？”

“她的姿色犹如酿酒厂拉车的马，体重两百磅。您吃饭了吗，玛丽亚？”

她眼睛一亮。“您想听什么，路德维希？时装模特靠喝柚子汁和咖啡活着，还有烤面包干。”

“好，”我回复道，“也就是说您总处于饥饿状态中。”

“干我们这行的总是饥肠辘辘，却从来不能吃自己喜爱的食物。但也可以有例外，比如今天，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

“该死！”我说。“我没有热东西的电炉，不知道莫伊科夫有没有。”

“不可以凉着吃吗？”

“绝对不行！吃了凉的会得肺结核和脑萎缩。但我有个朋友，他管着一座电器仓库。我给他打个电话，他会借给我们一个电炉的。这儿还有莳萝腌黄瓜，喝第二杯时，可以当小菜。”

我拿出黄瓜，然后给希尔施打电话。“罗伯特，你能借给我个电炉热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吗？我想把它热热再吃。”

“当然，要什么颜色的？”

“这跟颜色有什么关系？”

“你想与她分享匈牙利红烩牛肉汤的那位女士，她头发是什么颜色的？我想借给你一个颜色相配的电炉。”

“我跟莫伊科夫一起吃，”我回复道，“所以那电炉最好是‘秃’的。”

“莫伊科夫两分钟前还在我这儿，给我送伏特加来了。他说还要去布鲁克林。放心地过来取吧，你这个小骗子。”

“我们借到电炉了，”我放下电话后宣布说，“我马上去取。您想在此等一会儿吗？”

“同谁一起等，同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吗？”

我笑了。“好，那咱们一起去吧！要不要叫出租车？”

“这么美的傍晚用不着乘车。我也不是很饿。”

这个傍晚呈蜂蜜色，夏季的炎热令人懒散，孩子们疲倦地坐在楼前的台阶上。垃圾桶散发出的臭味很容易让人想起劣质葡萄酒在桶里刚开始发酵时的气味。卖水果的埃米利奥肯定又从大批火葬者身上捞到了好处，他站在百合与香蕉之间激动地冲我招手，手里还拿着一束白色兰花。大概又是新搞到的便宜货。“看阳光反照在对面窗玻璃上多迷人啊，”我指着对面方向对玛丽亚说，“就像古老的黄金。”

她点点头，并未注意到埃米利奥。“沐浴着阳光人的体重好像减轻了一半，”她说，“犹如在水中畅游。”我们来到罗伯特·希尔施的店铺。我走进去问：“电炉在哪儿？”

“你想让那位女士在外面等吗？”他问。“为什么不让她进来？她很美丽，你不放心她进来吧？”

我转身望去，玛丽亚站在街上的行人中。此时正是有孩子的母亲们回家的钟点，她们刚刚打完桥牌，或是跟邻里扯完八卦。玛丽亚站在那里宛如一名年轻的亚马孙女战士[85]，阴差阳错地沦落到现实世界的芸芸众生之中。把我们隔开的橱窗奇特地使她变得陌生起来，可望而不可即。我几乎认不出她了。但我突然明白希尔施的意思了。

“我只是想来取电炉的，罗伯特。”

“电炉我一时半会儿还不能给你。一个小时之前我自己刚刚用它热过史密斯-坦嫩鲍姆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我在等卡门来吃晚饭。这畜生晚了三刻钟。另外，今晚是拳击锦标赛的最后决赛。你为什么不留下来呢？吃的东西足够，一会儿卡门也来，但愿吧。”

我犹豫了片刻，然后想到了那间摆着丝绒沙发的小厅、死去的流亡者扎尔的房间以及菲利克斯·奥布赖恩。“好主意！”我说。

我出去找那位依然还站在远处的亚马孙女战士，在橱窗灯光的反射下她身上闪烁着银灰色的微光。当我站到她身旁时，觉得她比先前任何时候都熟悉和亲近。我诧异光影和反射居然能造成如此幻觉。

“有人请我们吃晚饭了，”我说，“还可以看拳击比赛。”

“那我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呢？”

“热好了，已经摆在桌子上了。”

亚马孙女战士吃惊地看着我。“在这儿？难道您在城里各处都分发了一碗碗的匈牙利红烩牛肉汤？”

“只在一些战略性据点。”

我看见卡门走过来了。她穿着一件浅色雨衣，没有戴帽子。她从容地走过街道，就好像她是唯一的行人似的。我弄不懂她为什么要穿雨衣，天气热，而且傍晚的天空万里无云，不过大概这些她也忘了。

“我来得有些晚了，”她解释道，“不过吃匈牙利红烩牛肉汤晚点儿没关系，热过之后味道更好。你也带樱桃派来了，罗伯特？”

“有樱桃派、奶酪派和苹果派。是史密斯他们家厨房今天上午送过来的，那儿的储藏室可是取之不尽的宝库。”

“甚至有伏特加和莳萝腌黄瓜，”玛丽亚·菲奥拉出人意料地说，“伏特加来自莫伊科夫的地下室，真是到处都有魔术啊！”

电视屏幕变亮，出现空白，接着广告开始了，拳击比赛已经结束。希尔施看上去有些疲倦，卡门睡着了，放松而安详。拳击比赛对她来说是过于无聊了。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希尔施半恼火半惋惜地对我说。

“您让她睡吧，”玛丽亚·菲奥拉小声说，“现在我得走了。多谢款待！我平生第一次吃了一回饱饭，饱极了。晚安！”

我们来到街上。“他肯定想和他女朋友单独在一起。”她说。

“这我可说不准。这事对他来说并非那么简单。”

“她很漂亮。我喜欢漂亮的人。但有时这种人又令我伤感。”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能永远漂亮，一切都是过眼烟云。”

“不能这么说，”我反驳道，“人性之恶就不变。但是如果一切都一成不变，那不是很可怕吗？单调乏味！缺少变化，同时也就没有了希望。”

“还有死亡，”玛丽亚·菲奥拉说，“这是人无法理解的，您不怕死吗？”

我望着她。多天真的问题啊，天真得令人感动！“我不知道，”我说，“也许并不怕死亡本身，而是怕其过程。这算不算怕，我也根本不清楚。但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去阻止死亡。”

“这我捉摸过，”她说，“我非常害怕死。怕死，怕变老，怕孤独。您不怕吗？”

我摇了摇头。这聊的都是什么呀！我想。人不该谈论死亡，这是十九世纪的一个话题，那时死亡是疾病的后果，而不是炸弹、大炮、政治以及大屠杀伦理造成的。“您的连衣裙真漂亮！”我说。

“这是夏季套装裙，曼波彻牌的。今晚借来试穿的，明天就得还。”玛丽亚笑了。“借的，跟我身上的所有其他东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