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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幸福的时候，我的头发就是蓬乱无光的，”玛丽亚说，“我独处时，皮肤也会变坏。我不能长久独自生活。我一个人时，就什么都不是了，只是各种恶劣特性的集合体。”

服务员给我们拿来一瓶智利白葡萄酒。我感到似乎是从一次大难中死里逃生了。被扰起的恐惧、仇恨和绝望一下子又离我远去了，去了我想放逐它们的远方，只不过它们还能毁灭我。在约克维尔，它们用回忆的血盆大口触及了我，但我觉得自己侥幸逃脱了。现在我的内心极为平静，这种状态已经久违了。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眼前看到的更重要了：在桌上蹦来蹦去啄食面包屑的小鸟，浅黄色的葡萄酒以及黄昏中我面前这张闪着微光的面庞。我长出了一口气道：“我逃脱了。”

“干杯！”玛丽亚·菲奥拉说。“我也是。”

我没有问她逃脱的是什么，但肯定和我想的不是一回事。“在巴黎大木偶剧场我看过一出独幕剧，”我说，“两个人坐在一个氢气球上，其中一人拿着望远镜向下望。突然一声巨响，拿着望远镜的男子跌坐下来问他身旁的女伴，‘刚才它爆炸了，’他进一步解释道，‘地球爆炸了，怎么办呢？’”

“开头不错，”玛丽亚说，“怎么结的尾呢？”

“大木偶剧场的戏总是以灾难收场。其实也不必如此。”

玛丽亚笑了。“两个人坐在氢气球上，没有地球，没有家园。如果人仇恨孤独，把幸福当作一面镜子，那还会发生什么呢？一面深不见底的镜子，反映出的始终是它自己。干杯，路德维希！自由是美好的，如果不是孑然一身的话。这是不是矛盾的呀？”

“不，只是一种谨慎的幸福。”

“这听上去不好听，对吧？”

“不，”我说，“它永远也不会发生。”

她看着我问：“如果一切都过去了，所有的地方都可以随便去了，你愿意生活在哪儿呢？”

我思索了半天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