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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视情况而定。”

布莱克做了个不屑一顾的手势。“今天不用。库珀大概又赚到大钱了。尽管如此，巴黎没有遭到轰炸他还是会不满意的。要是轰炸了，他这个靠杀人武器发财的商人就能赚得更多了。每打过一场大仗后，他都会买一幅小画。就如同用二十万死者购买一幅中等大小的德加画，作为对他捍卫民主的奖励。甚至世界的良心也站在他这边。您不这么认为吗？”

我点点头。

“您本人的感觉肯定也是怪怪的，”布莱克继续说，“同时感到既幸福又沮丧。幸福的是巴黎又自由了，沮丧的是您的国家必须投降。”

我摇了摇头。“二者都不是。”我说。布莱克审视着我：“好了，我们不谈这个话题。我们喝一杯白兰地。”

他从柜子的一个抽屉里取出一瓶白兰地。我看了看商标：“这不是为库珀那类重要顾客预备的白兰地吗？”

“不再是了，”布莱克解释说，“巴黎自由以后就不再是了，现在我们自己喝。如今招待库珀有人头马了，四十年的陈酿我们自己喝。”

他斟上酒。“不久我们又可以从法国搞到地道的白兰地了，”他说，“如果德国人之前没有把它们全没收的话。您认为法国人藏起了足够多的酒吗？”

“会的，”我说，“德国人不太懂白兰地。”

“那他们到底懂什么呢？”

“战争、工作和服从。”

“所以他们才吹嘘自己那统治民族的优越性？”

“是的，”我说，“因为他们不是统治民族。光有暴政瘾还成不了统治民族，专制和权威是两回事。”

白兰地像天鹅绒一样柔，满室飘香。“为了庆祝今天这个日子，我得多要库珀五千美元，”布莱克说，“卑躬屈膝的日子结束了，巴黎也自由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重新在那儿采购了，我知道那儿还有几幅莫奈的画，还有塞尚……”

他两眼放光。“而且那些画不会贵，”他解释说，“欧洲的价格要比这里低很多，但必须先下手为强。最好是带着装满美元的小手提箱去，现金要比任何支票更直观，更容易打动人，特别是法国人。再来一杯白兰地？”

“好，”我说，“然而真正能入境法国恐怕还要等一段时间吧？”

“这可从来都是说不准的事。全面崩溃有时会突然发生。”

雷金纳德·布莱克卖第二幅德加的画没有像卖第一幅时那样搞很多花样，他也没有为巴黎的解放而加价五千美元。库珀告诉他，自己已经通过朋友直接和法国艺术品商人取得了联系，这无疑给了布莱克当头一棒。这大概是库珀在虚张声势，但雷金纳德·布莱克把画卖给他并非是上了圈套，而是他希望不久能从巴黎得到补给。他相信，新货源也许会导致价格出现一定回落。

当我傍晚路过亚历山大·西尔弗的铺子时，他说：“上帝依然活着，人们也可以相信他了。巴黎自由了，野蛮人不会占领全世界。今天我们早关门两小时，去沃伊津吃饭以示庆祝。佐默先生，您也一起去吧。您感觉如何？作为德国人有点儿惨吧？可作为犹太人就觉得被解放了，是不是？”

“作为世界公民被解放的感觉更彻底。”我回复道，我忘了自己拿的护照中种族一栏填的是犹太人。

“那您就一道去吃饭吧。我弟弟也来，还带了那女基督徒。”

“什么？”

“他向我保证不娶她了，用自己的名誉担保的！这么一来，情况自然就起了变化。虽然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但起码老谋深算了点儿。”

“您相信这个？”

亚历山大突然愣了一下。“您认为在感情方面一切都是不可信的？也许是这样。但知道危险何在总要好一些，这样就容易控制局面了。对吧？”

“没错。”我回答说。

“那您就一起去吧？我们餐前小吃会点鹅肝糜的。”

“您别勾我的馋虫，今天我去不了。”

西尔弗吃惊地望着我。“您是不是像阿诺德一样堕入情网了？”

我摇摇头。“我已经有约在先了。”

“跟雷金纳德·布莱克先生？”

我笑了。“不是，亚历山大先生。”

“那就好。在这两极之间您总是安全的：生意与爱情。”

我感觉到，整个下午自己那有些压抑的心态又逐渐严重了。我尽量避免去想玛丽亚·菲奥拉，发觉这样会好过一些，就好像我无意识地想排除压抑心态似的。在回旅馆的路上，那位来自坎诺比奥的蔬菜商拼命向我挥手。“佐默先生！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举起一把百合。“白色百合！几乎白送！您瞧瞧！”

我摇摇头。“这是祭奠死者用的，埃米利奥。”

“夏天不是！只有十一月万灵节时才是。春季它们是复活节之花，夏季它们是纯洁之花。非常便宜。”

埃米利奥肯定从哪家殡仪馆刚弄到一大批花。他这儿还有白菊花和白兰花。他举起一穗非常漂亮的兰花说：“作为骑士和唐璜，送这种花您会给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谁还送兰花啊？您看看！就像是一排正在做梦的白蝴蝶！”

我惊讶地抬头看了一眼。“这种白只有黄昏时的栀子花才有。”埃米利奥继续絮叨。

“够了，”我说，“否则我就该动心了，埃米利奥。”

埃米利奥今天心情格外好。“人并非能经常随心所欲地动心的，”他边说边拿起另一穗兰花与第一穗放到一起，“收到这种花的女士感觉会非常好。送给那位经常与您一起出去的美丽女士，多好啊！美女配兰花！”

“她不在纽约。”

“真可惜！别人呢？您就没有替补人选？您得庆祝，巴黎不是失守了嘛！”

用祭奠死者的花庆祝，我想，这主意可真邪门！“您给自己买一束吧，”埃米利奥央求道，“兰花可以一直开三四个星期！在此期间整个法国就都失守了！”

“您这么认为？”

“当然！罗马自由了，现在巴黎也自由了。接下去就势如破竹了，快得很！”

快得很，我边想边出乎意料地感到一阵刺痛，几乎令我喘不过气来。“是的，没错，”我嘀咕道，“现在也许势如破竹般神速了。”

我以一种奇怪的困惑心态继续向前走去。我感到好像有一种根本不曾占有过的东西被人抢走了——一面旗帜，或是一片艳阳高照、飘着白云的天空，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抓，它就稍纵即逝了。

旅馆门口，助理门房菲利克斯·奥布赖恩懒散地倚门而立。“有人在等您。”他说。

我感到一阵心动，快速向里面奔去。我希望能看到玛丽亚·菲奥拉，结果却是拉赫曼，他容光焕发地同我打招呼。“我跟那波多黎各女人一刀两断了，”他一口气说道，“我找到另外一个女人。金红色头发，来自密西西比。是那种日耳曼类型的女人，丰满、高大，浑身是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