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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躲过了一枪，小官还是被送到西北去改造。刚去的时候，一下火车，小官就被眼前层层峦峦的山震住了。那山比桃木梳上一棱一棱的刺还麻密，天也空得叫人发怵。他们要开垦的地，几千年都没种出庄稼来，赤裸在日头下，晒出一道一道大口子，几十公里也见不到一个人。小官白天凿山开地，吃那些硬得可以扔死狗的饼，晚上就在灌进丝丝冷风的小屋里休息，透过阴森的月光听远处的嗥叫。他说那段时间很清静，不去想死掉的兄弟和远方的老娘，每天劳动，只求能吃能睡。晚上围着火炉，大家轮着讲过去的街头故事、义气的兄弟、风光的场面、懊悔的眼泪、不甘而紧紧攥住的拳头，此刻都托付给无尽的山，篝火边有愤怒、有神伤、有沉默，低头抬头，消磨一个又一个枯燥的夜晚。

直到一个灼热的夏天，劳动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因日照太强而昏厥，小官二话不说背起他就跑，跑了不知道多久才找到一家野地卫生院。小官放下人，伸出胳膊就要抽血，总算保住了那人的命。

又过了几个夏天，他提前回来了。

小官当了这么多年看门的，名声在外，却不见有什么朋友。他又凶又不好讲话，常年在大铁门周围的人、水果摊的老黄、晒太阳的老太太，都不敢跟他多搭话。连每天形影不离的小黑狗，也很少跟他有交流。小官总是坐着，上白天班就守一整个白天，上夜班就守一整夜。小黑狗有时趴在藤椅下面，有时自己溜达着玩。

侯哥大概是这大铁门周围出现过的唯一能和他称兄道弟的人，尽管在字面上小官喊他小侯，侯哥喊他小官师傅。

一年夏天，有个年轻的外地小伙每到晚上就推着一辆玻璃上写着“侯哥鸭脖”的简易餐车来到小区门口摆摊。六点半，路灯亮了，侯哥摆好三轮车里的砧板和菜刀，一次性纸盒和塑料袋挂在车头，支起一个小灯泡，夜市生意开始了。车里不仅有鸭脖，玻璃罩后面还摆着各式熟食和凉粉。刷刷刷一切，再加个调料包，为酒鬼们的晚餐增添不少滋味。他们习惯在自家楼下支一张小方桌，铺一碟花生米，再铺一碟鸭脖，就着黄酒或者啤酒，能喝上一两个小时。天热的时候，很多人喜欢吃鸭脖、鸭脚掌和带点辣的凉菜，下班回来顺手买一点。有的吃到一半听说侯哥鸭脖来了，又走出来买点加餐。

侯哥生意好是有原因的。戴着眼镜，讲话细声细语，不拿菜刀的时候极其斯文。据说他本身是个大学生，为了多赚钱，就和老乡合伙做个小生意，下班之后一个在家做，一个出来摆摊。侯哥态度好，又肯抹零，叫大家都很喜欢。他的侯哥鸭脖成了那个夏天大铁门附近重要的聚集地。

从晚饭卖到夜宵，快到十点，侯哥要收摊走人了，他第二天还要早起上班。有时卖不完的鸭脖或凉粉，侯哥就十分客气地送点过去给小官：

小官师傅，你吃点滋味。

跟侯哥的斯文比起来，小官像个野人，又粗鲁又容易发怒。可是别人给了他东西，他就变得憨厚起来：

哎，哎……真不好意思……

吃了别人的夜宵，自然就要多帮帮忙。城管来扫街的时候，突然下雷阵雨的时候，小官就让侯哥带着餐车躲到传达室里来。外面的车停得不好，堵住了侯哥的生意，小官就过去疏通。收摊走人的时候，小官就帮侯哥搭一把手，推过一个上坡。侯哥养了一只小白狗叫乐乐，时常带出来一起做生意，乐乐就一直和小官的黑狗处在一起。

后来天凉起来，侯哥鸭脖在小区摆了个把月，人们的吃喝热情逐渐退散开去。没生意的空当，侯哥就把车推进来，和小官聊聊天。侯哥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给自己点上一支，又给他拿一支，小官甩甩手。

不抽。不抽，兄弟。

这些是侯哥告诉我的，那时他也是我英雄榜上一条好汉。小官上白天班的时候，我给侯哥点上一支，又给自己点上一支，听他讲讲自己的事体。比如他刚有了一个女儿，想多赚一点钱。比如他已经两年没回老家了。比如那个和他一起卖夜宵的老乡被网上的女朋友骗去了所有的钱。那时，值班室的另一个老头在打瞌睡，我们谈起小官，侯哥说：小官师傅人好啊，上路，关照我们外地人。

原来在很多个夜里，小官帮侯哥修过三轮车，赶走过喝醉闹事的酒鬼，还在他回家拿原料的空歇里帮忙看过餐车，回头却坚决不收工钱。这些事体发生的时候，小区里的人，老一点的回房睡了，年轻的正窝在床上看电视，小区门口不再像白天一样人来人往。侯哥守着他的鸭脖摊，在小官的眼皮底下，安心地度过了一夜又一夜。

小官地盘上的事，小官关心得很。

后来天渐渐冷了，听说侯哥的搭档回老家了，侯哥鸭脖停产。东山再起的时候，侯哥在附近一家医院摆快餐了，乐乐也跟着去了。小区门口再没有陪伴小官的年轻人了。几次夜里我跑完步回来，看到小官坐在大门口，或是把自己关在值班室里面，收音机隔着窗户很小声地唱着。小官心里会不会想他的地盘上再来几个新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