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渡（第2/11页）

他情愿她们就住在里面，即使这八年时间里他根本不可能见她们一面。他是她们的巢穴，只是她们不知道。

刘晋芳不是王泽强的亲生母亲。他是被曾祖母带大的。他是被亲生父母遗弃的，因为他是个私生子。据说当年他被关在一只鸡笼子里摆在路边，谁想抱走就抱走。最后收留他的是曾祖母。曾祖母带着他回到村子里，一直养到他十岁。据说他的父母亲最终还是没有结婚，他们十年里都没有去看过他。他们恨不得他不存在，因为他的存在是一种罪证。他十岁那年，曾祖母已经九十多岁了，嘴里已经没有一颗牙了。吃东西的时候，她用牙床把东西一点点磨碎，像石磨似的，再就着水咽下去。曾祖母太老了，她坐在门前的石墩上时就像一只风干的丝瓜挂在那里。她每天用一只手拄着拐杖，一只手在眼睛上搭起凉棚看着来来去去的村里人。她和人说话的时候，就张开没有牙齿的嘴，露出里面孤零零的舌头，因为没有牙齿，声音是走风漏气的，像四处是洞，说出来的话也像是被剪过一样，短了一截。她眼角的皱纹太深了，像堆叠的矿石一样把两只眼睛深深埋在下面。他就跟着这样一个老人过了十年。

十年后的一天，曾祖母忽然带着他去见了一个人。这是个女人，他认识，是他们村小学的语文老师，叫刘晋芳。刘晋芳原来是镇上中学的老师，三年前自愿来了村里当老师，三十岁了还是单身一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小孩子们见了她都有些害怕。她不苟言笑，常年梳一种古怪的发式，就是把两条麻花辫高高盘在头顶，像一朵云垛在那里，使她看起来像戴着什么巍峨的冠冕，又像长着两只巨大的角。她的脸极消瘦，颧骨高耸，眼睛深陷，薄得几乎看不见的两扇嘴唇终日抿在一起，似乎根本就没有开口说话的打算。她确实见了谁都不说话，头和发髻一起向上昂着，细长的脖子里像是被卡了弹簧，直直绷着。村里人见了她也不说话，因为她虽是移民，根子不在这里，但她身上那点事还是像瘟疫一样也被带了过来，杀都杀不死。

据说，刘晋芳为了能调到省城的学校去，在镇上当了几年的老师都没有找对象结婚，一心要到省城去。为了能调进省城去，她先是和镇长睡觉，然后又和镇上的书记睡觉，偏偏镇长和书记关系一直不好，明里暗里地斗了很多年。一天晚上，他们正好在刘晋芳宿舍门口碰见了。那个书记刚出来就看见镇长走到门口，正准备进去，就丢下一句话：“她屁股上可长着一颗红痣呢，不仔细看还真看不出来。”镇长进去后急忙脱下她的衣服，一看她屁股上果然有颗红痣，也不是一次两次看了，他以前真没注意到。镇长当时就软下来了，折腾了一晚上都进不去。据说之后他还吃了不少中药。听说她还和镇上中学的校长睡过，那校长酸文假醋的，可能也是答应要帮她调动吧。他睡完了还要四处给别人讲细节，传得几乎全镇都知道了。

刘晋芳便自愿去了村里的小学当老师，省城去不成反落到村里，她成了卡在村里人喉咙里的一根鱼刺，吃不进去也吐不出来。每次她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学生们都紧张而神秘地盯着她看，就像看着庙宇里的神像。有时候上课铃都响过五分钟了，她才顶着高高的发髻无声地飘进教室。有一次她站在讲台上，有的学生发现她衣服上中间一粒扣子没有扣，像一扇窗户露出了里面的内衣。

有时候下课了，她还坐在教室门口不走，坐在那里看女生们跳皮筋。偶尔有一个学生忽然发现她坐着的居然是她那只走到哪儿带到哪儿的杯子。她用屁股尖坐在这只细长的玻璃杯上，就像被钉在一根针上一样，津津有味地看着女生们跳皮筋。女生们被她看得都不会跳了，纷纷败下阵来。

曾祖母带着王泽强一共去了刘晋芳家里三次。第一次去的时候太早了些，刘晋芳一开门，她一头极长的黑头发便像水草一样把整个门缝塞得满满的。她还来不及把头发垛在头顶。王泽强从没有见过这么长这么茂密的头发，简直有些杀气腾腾的感觉，妖冶地不顾死活地生长着。头发因为太长了，把她那张脸和身体都裹了进去，像裹进了一只头发编成的笼子里。她躲在那笼子的深处，像兽一样看着他们。

王泽强听见曾祖母指着自己说：“就是他。”刘晋芳一边迅速地往起挽头发一边看着他。那么长的头发在她手里几下便被砌起来了，高高地砌到了头顶，像座牌坊似的。她整个人便像从水草丛里走了出来，面目渐渐清晰了。趁着她们两个说话的时候，他远远站在院子中央，他直觉她们是在说他，他有些莫名地胆寒，只想远远躲开些，似乎只要躲开了也就可以当作它不存在。

第三次去刘晋芳家里的时候是个黄昏，刘晋芳正在屋檐下的泥灶上熬小米粥。这次她头发整齐，正不停地往圆滚滚的泥灶肚子里填柴火。铁锅里的米香溢得到处都是，屋子里不知什么地方摆着一台录音机，录音机里正放着一支奇怪的音乐。后来王泽强才知道那是大悲咒。

趁着她们说话的时候，王泽强偷偷朝屋里看了一眼，只看到一盘土炕、一张桌子和一只木箱子。墙角里还架着一张蜘蛛网。这简直像荒郊野外的寺庙里的清寒，这个女人主动把自己扣在这样一个地方？她们说了一会儿话，曾祖母便带着他回去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回去之后，曾祖母像往常一样熬小米粥、拌咸菜，然后和面做烧饼。那天晚上她和了奇大无比的一团面，那团面像瓷质的云一样被她揉捏着，又被捏成了一只只像器皿一样的饼，下了锅。他都喝完粥吃完饼了，曾祖母还在那儿做烧饼，那团面只瘦下去了一半。做好的金色的烧饼整整齐齐地码在灶台上，像一摞摞刚烧好的砖，似乎整个晚上这样摞下去，光这些砖就要砌成一堵墙了。他问曾祖母：“老娘，够吃了，不要再烧了。”曾祖母说：“不烧完面就剩下了，剩下了怎么办？你先睡去。”

剩下了怎么办？他觉得这句话有些奇怪，好像暗藏着一种隐隐的危险。可是他不愿多想，等他最后实在困得支撑不住的时候，曾祖母还趴在灶台前，她看起来被灶火烤得更干了，他似乎都能看到她身体里被烤得干脆的蓝色血管，像枯枝一样，一掰就断。这个晚上九十多岁的曾祖母忽然变得力大无穷，一次又一次地把面放在锅上，再把饼拿出来垛好。她浑身上下没有一点点睡意，皱纹围起来的眼睛深处跳着几点很邪的光亮，这几点光亮使她整个人看起来都很邪，似乎她身体里忽然站着另外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