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石掀起千层浪（第9/18页）

除石友三外，阎锡山另外还以河南省主席、安徽省主席等未来虚拟的官帽为饵，拉拢了万选才、孙殿英等其他杂牌军头入伙。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张学良，那个曾经被蒋、冯、阎、李逼到关外，如今却足以左右南北情势的人。

举足轻重之势

阎锡山所谓邹鲁代表张学良签字一事，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整桩事情倒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子虚乌有。

论政治远见，阎锡山比冯玉祥要强多了，他可不认为“胡匪儿子”不用介意，而且也了解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实力。早在与蒋介石发生笔战之前，阎锡山就让邹鲁携带一封电报稿去沈阳，以征询张学良的意见，而这封电报稿就是阎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的那封通电。

鉴于张学良与蒋介石所起争执，主要来自对苏交涉，阎锡山还答应，一旦将来组织起反蒋政府，外交部长可由张学良推荐。

可是直到通电发出，邹鲁别说征求意见，根本连张学良的面都没能见着。

阎锡山只记得蒋、张由对苏交涉引起了纷争，其实那段故事早就已经翻篇了。蒋介石岂能不知道东北军对现实政治的重要性，除了在日记中发泄发泄外，他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开罪张学良，反而能迁就便迁就，能妥协就妥协。

在与张学良的使节莫德惠谈话，并在日记中发了一通牢骚后，他马上就给张学良发了一封长电，以很委婉的语调阐述了中央在对苏问题上的办法及用意，并在文末嘱咐张学良推荐赴苏代表以及外交部次长人选。

早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就强调要用外交方法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除了在北平密谈中对张学良进行积极拉拢外，又在1929年冬派吴铁城赴东北，对东北军政高层进行宣抚。

吴铁城不是首次来东北，东北易帜就是他的杰作，也是他一生最引为自豪、最为骄傲的经历。当年他曾遍访东北各地，并在长春车站发表名言：“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那时正是东北人心惶惶之时，吴铁城的低姿态和好口才立即博得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政界的好感。

再赴东北，吴铁城主要就是为了抚平东北军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所受到的委屈。当年南京政府首颁青天白日勋章，用以奖励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吴铁城代表南京政府，将第一号到六号勋章分别颁发给了张学良等六名东北军将领。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敌意由此少了很多，不过他仍希望与阎锡山站在同一阵线，以便在对蒋问题上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蒋唐战争期间，张学良曾和阎锡山一起发出联名通电，宣布拥护中央统一。

蒋唐战争结束后，当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的力量已经加强，而阎锡山的威信反而降低了时，曾对亲信说：“以后不可再轻言反蒋。”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开始有意识地在蒋、阎之间选择不偏不倚的立场。蒋阎关系的破裂，对他而言绝对是个利好消息，他乐得不参与其中，以造成举足轻重之势。这就是他迟迟不肯接见邹鲁的主因。

闻知邹鲁不得其门而入，阎锡山又派梁汝舟出使东北，并且对他说：“中止反蒋，对各方面牵制掣肘甚多。冯先生（冯玉祥）昨日派人来说，反蒋是正义，不能以利害定行止。我看你还是去沈阳走一趟吧。如能使东北加入反蒋行列，则希望大些。”

梁汝舟回复：“我的意见，义不容隐而不言，至于最后决定，当然是您的事。既然决定继续反蒋，我就起身赴沈阳，并以迅速为好。”

邹鲁只是不为南京政府所容、到处游说的一个无主政客，梁汝舟却是阎锡山身边的要人，可直接代表阎锡山的意志。张学良自然不能再简单地将这位山西来使拒之门外。他接见了梁汝舟，并且说：“我在东北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不能支配老前辈，而老前辈却可影响我。反蒋之举，需要开一次会，如能说服大家，就可决定。”

张学良所说的老前辈，是指和他父亲张作霖同一辈的东北军元老，如张作相、杨宇霆、万福麟、汤玉麟。之前，杨宇霆因被主所忌，已遭到诛杀，张学良以此树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但由于他上台系得到了“辅相”张作相等人的支持，因此仍非常尊重张作相等元老派的意见。

过了几天，张学良来到梁汝舟下榻的寓所，对他说：“我很抱歉，老者们通不过，经我一再争执，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两字。请思转达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

话说得这个份上，梁汝舟不可能再勉强人家，只得动身返晋。

梁汝舟成为蒋、阎双方代表中第一位抵达沈阳并得以与张学良会晤的人。五天后，南方的方本仁才奉蒋命来到沈阳。

主张公道

方本仁曾是北洋政府旧人，做过江西督军，传说和张作霖还有金兰之谊。方本仁自然是要劝说张学良拒阎拥蒋，但因为已被梁汝舟捷足先登，此行收效不大。

蒋、阎发生笔战时，张学良采取的方式是通电呼吁和平。蒋、阎都给张学良发了复电，阎锡山在复电中说：“我主张戡乱不如止乱，正是为呼吁和平。”蒋介石则声明他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

虽然张学良在通电中没有明显偏向于任何一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电文中却把蒋、阎同等看待，称为“介、百二公”。显然，这就是张学良所说的实际偏向于阎方的“善意中立”。蒋介石因此在复电中专门叮嘱张学良要仗义执言，促阎悔悟。

正是看到张学良在态度上的这种微妙差别，阎锡山又增强了拉张的信心。阎锡山对张学良的估计是，张学良是少年派，子承父统的威力还相当大，这个年轻人不太容易抓住。不过张学良在关外因受到日本的控制和威胁而头疼，因此也一直有向关内发展的趋向。

张学良要向关内发展，首先要进入的区域便是华北。阎锡山认为，如果他提出关外东北各省和关内黄河沿岸各省实行统一合作，一定可以引起张学良的兴趣。因为东北华北统一合作，并不就意味着反对南京政府，而是可以视为“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同样张学良也不需要动用东北的兵力，从他的立场和利益考虑，应该可以接受。

阎锡山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其中之一就是“主张公道”。所谓“公道”，按照他的解释，就是要大家为公，取人所长，补己所短，共同解决问题。不管到哪里讲话，他张口闭口总是“主张公道”或“主持公道”。口头如此，公文上也最喜欢用这四个字，甚至后来出师南下的晋军士兵都戴着“主持公道”的袖章，因此有人将阎锡山戏称为“主张公道的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