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利用“刺康”，孙文为革命筹款筹到了慈禧头上！（第3/3页）
孙文首次出任兴中会会长
1899年，毕永年在向日本政府“检举揭发”了康有为之后，从此就与康有为绝交了。回到日本后，毕永年加入了兴中会。既然加入了兴中会，毕永年需要把长江流域哥老会中的势力引入兴中会。在哥老会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唐才常，然后才是毕永年。在苦劝唐才常改投到孙文门下无果之后，毕永年与平山周再次潜入大清，由平山周出面，终于把长江流域的七位哥老会的大小头目策动到香港，与两位三合会成员，以及兴中会中“孙派”三人开会。会议由宫崎寅藏主持，决定洪门新“堂口”，堂名“忠和堂”，会名就叫“兴汉会”，推举缺席的孙文为会长。 虽然参会的只有十几个人，既不能代表兴中会，也不能代表三合会和哥老会，但会议是由日本人组织和主持的，实际上有日本势力的参与。宫崎寅藏十分兴奋，成立之后，他特意找了家原本不接待中国人的日本妓馆，请各位老大进行一下娱乐活动，放松放松，也好让那些远道而来的哥老会头目们体验一下香港的花花世界。大家饮酒作乐，左拥右抱，好不愉快。当然，鉴于宫崎寅藏的活动经费有限，他又采用了先赊账的老办法，给老板娘打了个白条。 离开香港，毕永年带着这几名哥老会头目去日本见“兴汉会会长”孙文，受到孙文的高度赞扬和热情款待。1899年12月，当毕永年等人返回香港时，钱又花光了，此时有一个人来到了香港，他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在香港居住了大半年，坐镇保皇会港澳总局行刺了刘学询之后，才去往新加坡，而康有为坐镇香港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破坏兴汉会。 由于唐才常的关系，康有为一直把长江流域的哥老会看作是他的势力范围。在康有为看来，孙文不仅一直试图拉唐才常下水，还通过毕永年和日本人成立了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这等于是挖了康有为的墙脚。虽然此时的康有为也在通过唐景崧、丘逢甲去挖兴中会在两广的墙脚，但自己的墙脚被挖，康有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问题是，康有为又如何如此清楚毕永年等人的行踪的呢？原因很简单：早在毕永年策动的那几个哥老会头目中，有一个人是康有为的眼线，目的是阻止兴汉会的成立，如果实在阻止不了就把这个组织策反到康有为那边去领导，成为保皇会的外围组织。作为日本浪人，宫崎寅藏很快识穿了此人的“康奸”身份，他略施小计，让此人的身份暴露，引起其他头目的“公愤”，把此人赶走。 “康奸”被驱逐出兴汉会了，如果其他头目很纯洁，那么毕永年等人的行踪也不会暴露了。但事实上，这几名哥老会头目之所以同意来香港成立什么兴汉会，推举还没见过面的孙文为会长，那也只是看在日本人和钱的分上。除了那个已经暴露的“康奸”，其他人有没有可能同样被康有为花更大的价钱收买？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康有为对毕永年和兴汉会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等他们去日本见完孙文返港时，康有为本人早已经到了香港。 康有为摆出财大气粗的气概，派人给这几名哥老会的头目送钱，目的是拆散刚刚成立的兴汉会。毕永年极力劝说这几名哥老会头目，他说，兴汉会是洪门的新“堂口”，当初成立之时大家都是有过盟誓喝过血酒的，既然已经归于孙文先生的门下，就要讲点江湖道义，接受孙先生的领导，保持对他的忠诚，不能收康有为的钱。然而，头目们只认钱，他们都笑纳了，兴汉会自然也名存实亡。 以前只知道大清官场腐败，没想到江湖也是如此，看来宗方小太郎说的“大清全民腐败”真是所言不虚了。毕永年对此十分悲愤，最后愤而出家，冷静下来之后，他又觉得自己在哥老会中的影响力还是太小了，需要策动唐才常。于是又脱下袈裟，走出寺院，找到生死兄弟唐才常，再一次苦劝唐才常放弃“脚踏两只船”的想法，抛弃康有为，改投到孙文门下。兄弟俩激辩一夜，谁也说服不了谁，毕永年大哭而去。 兴汉会昙花一现，但对于孙文个人来说，它还是具有意义的，它至少说明兴中会和长江流域的哥老会建立了联系，兴中会的势力也第一次走出了珠江流域，扩展到了长江流域，意味着兴中会势力的扩张。作为兴中会的外围组织，兴汉会得到了日本人的支持，但是在杨衢云不在场的情况下成立的，自始至终从未征求过杨衢云的意见，杨衢云很尴尬，那他这个兴中会会长到底是当还是不当下去？ 大概在1900年1月左右，杨衢云辞去了兴中会会长一职，改由孙文接任。一些史料认为，杨衢云是“主动让位”，而根据谢缵泰的说法，在出任兴汉会会长之后，孙文曾经“暗示”杨衢云必须让出兴中会会长一职，否则有兴汉会这个外围组织，可能造成兴中会分裂。后世的一些史学家也因此为杨衢云“鸣不平”，认为他是首位被推举出来的会长，只是广州起义后他没有孙文那样的“伦敦蒙难事件”，没有相应的宣传，更没有得到日本人的“支持”，如此才不得不让出了会长一职。 其实，所谓“革命领袖”也是在不断实践斗争中逐步形成的，而跟内部同志的“斗争”也是实践斗争的一部分。人们会选择团体组织，团体组织也会选择它的领导人，从广州起义后发生的事情来看，孙文也算是实至名归。 此时，杨衢云和郑士良等人都已经赶到日本和孙文相聚。孙文决定接受刘学询的请求，前往广州与李鸿章会谈。这是一次巨大的冒险，他们都是钦犯，万一这是李鸿章的诱捕之计呢？但是，孙文也知道，革命一直缺乏经费，他不能放弃这个为革命谋钱粮的大好机会，所以，他想到利用一帮人。他们就是刚刚帮助他成为兴汉会会长的日本人。“刺康事件”迷雾
1900年6月8日，孙文一行人与宫崎寅藏、内田良平、青藤幸七郎（日本退伍军人）这三位日本人，乘船前往广州方向。根据事先约定，李鸿章将派出一艘炮艇前往香港公海海面迎接孙文，把他们接到广州。 孙文并没有彻底冒险，他没有登上炮艇，只是派出三位日本朋友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前往广州。由于五年内不得入港的禁令还没有解除，孙文也无法到香港上岸，他就在公海上的船上等待着会谈结果。 6月17日晚，刘学询在他广州的豪宅里接见了这三位日本人。宫崎寅藏代表孙文，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接受“招安刺康”的条件：第一，朝廷首先特赦孙文并保障他的生命安全；第二，朝廷负责偿还孙文这几年亡命天涯欠下的债务白银十万两（或为十万银元，折合白银约为七万两，日本人的记载较为模糊）。 刘学询当即表示钱不是问题，他自己就能解决，第二天在香港先交一半，余下的部分像以前那样汇款。至于特赦，这是慈禧本人才能决定的事情，刘学询立即派人去向李鸿章请示。 然后大家就在刘宅等着李鸿章的回话了，“其间举行了极度奢华的宴会”，大清隐形富豪刘学询的奢华程度令这三位日本人都大开眼界。几个小时后，李鸿章的指示来了：可以先向三位日本代表口头承诺保证孙文的生命安全，至于朝廷的特赦，他需要向慈禧上折子，同时希望获得三位日本朋友亲自签名的照片。 李大人的考虑是很周全的。他要向慈禧报告，慈禧一定希望看到事情的实质进展；日本人能够提供照片，说明他们愿意帮助孙文“刺康”，愿意充当“刺客”，一定会增强慈禧特赦孙文的信心。 事情谈到这一步，也算是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了。6月18日凌晨，三位日本人离开广州，前往公海与孙文会合。奇怪的是，孙文似乎并不关心会谈的结果，看到日本朋友的船已经回来之后，他起锚向越南方向开去了。在船上的宫崎寅藏等人急得大呼小叫，挥舞帽子，也不见孙文回应。 孙文为什么要去越南呢？原来，孙文此行并不只是为了会谈“刺康”而来，他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为革命争取资源。由于广西是法国的势力范围，早在离开日本之前，孙文就曾找过法国驻日公使，希望法国能够支持将来在广西的革命。为了打动法国人，孙文又开出了“空头支票”——革命成功后，可以让法国在广西拥有更大面积的租界。不过公使大人也很精，他首先“在道义上”对孙文的革命表示了同情，然后把皮球踢到法国在越南的殖民地当局，要孙文去那里谈谈看。当然，最后的会谈也是没有结果的，大家的算盘都很精啊。 再说三位日本人这边。没办法，孙文走了，他们只能继续作为孙文的代表来推进“刺康”之事。根据之前与刘学询达成的协议，三位日本人去了香港，在那里拍好照片，签上名字，与刘学询在香港的人接上头，一手交出照片，一手获得“三万金”，接下来，他们从香港乘船出发前往新加坡。此时的康有为正在新加坡，而三名日本人已经从刘学询那里拿到了暗杀经费，“刺康”即将开始！ 奇怪的是，当日本人抵达新加坡后，才发现气氛却有些不正常。新加坡警察派专人把康有为隔离保护起来，又派出暗探监视日本人的一举一动。很显然，刺杀康有为还没有开始，风声却已经走漏了！ 宫崎寅藏只好托人请康有为出来见一面。康有为自然不会赴约，他派人送来一封信，信里强调的是他现在被新加坡警察“保护得很严”，所以不方便出来见面。为了向曾经的恩人表示歉意，康有为还“送上百金”，算是给宫崎寅藏他们当作路费。 宫崎寅藏接到回信和“百金”之后，“大为愤怒”。他立即向康有为写了一封信，表示要与康有为绝交，说康有为如果你轻信“行刺谣言”，未免就是小看我这个朋友，也小看康有为你自己了！ 激将法并没有换来康有为的赴约，而是等来了新加坡警察的搜查，当场搜出从刘学询那里得到的“三万金”。此时，内田良平先期离开新加坡回日本，警方就把宫崎和青藤幸七郎带走，拘役审讯一个星期后，把他们双双驱逐出境，并且规定五年内禁止进入新加坡。此时，一直没有露面的孙文也出现了，他从越南赶到了新加坡，接上两位日本朋友一块离开。 “刺康”事件就这样以一种极为离奇的方式落下了帷幕，整个事件十分扑朔迷离。首先，康有为确实提前得到了要刺杀他的情报，而向康有为提供情报的竟然也是一位神秘的日本人，于是康有为选择了向新加坡警方报警。 虽然我们在记录中无法找到这位日本人的姓名，只知道他是一位不知名的“日本僧人”，但是很简单，无论此人是谁，提供情报的源头一定是位十分清楚“刺康”核心机密的人，最大的嫌疑就是提前离开新加坡的黑龙会老大内田良平。 现在，通过孙文的表现，他对“刺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他并不是真的想刺杀康有为，至少不想亲自参与，但又不想放弃利用慈禧和朝廷的需求为革命筹款的大好机会，于是一边和刘学询保持接触，一边又把日本人拉进来，最后让三位日本朋友作为自己的代表，或者说利用日本人去做，而他自己，除了要钱，从来没有深度参与。孙文在这件事情中确实表现了“能够勾连各种人物，但又超然事外”的“老大”的风范——只是与慈禧理解的“老大”风范并不相同。 而日本人更是有着自己的算计，他们与孙文并不是完全一条心的，支持孙文革命说到底也只是为了日本的利益。如果说在长期的接触中，宫崎寅藏多少还有把孙文当朋友的意思，而内田良平一直是日本军部的棋子。很显然，日本政府虽然认为康有为的利用价值在下降，但他的死去对日本并没有任何好处。更重要的是，日本人也无法确定，在完成“刺康”之后，孙文会不会真的就接受了“招安”，从此去朝廷过好日子告别革命了。若孙文“告别革命”，这与日本的利益战略相违背，这是日本政府并不愿意看到的。 但日本人又必须对刘学询和李鸿章方面有个交代，毕竟“三万金”已经到手了，拿了活动经费不办事那也是说不过去的，这应该就是内田良平主动把情报透露出去的原因：两位日本人被警察抓住并驱逐出境，也算是对李鸿章的一个交代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知道了，6月21日，北方的慈禧与八国联军开战，李鸿章、张之洞等大佬开始考虑自己的退路和出路，野心勃勃地瞄准了首任“总统”之职，在“东南互保”的背后布下了“东南共和”的局。 而孙文也意识到，清军正在北方与八国联军作战，这和五年前的甲午战争一样，这又是一次发动起义的良机。在五年前的广州起义中，孙文还无法推出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人作为号召，无法获得国际势力的支持。现在，通过刘学询，孙文已经了解到了李鸿章大人也怀有一颗“异动的心”，这就好办了。孙文决定，策动李鸿章，串起各方势力，再一次发动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