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袁世凯：成就与罪错（第2/6页）

三、袁世凯在经济上的建树

经济上，袁世凯是个坚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清末他在直隶抓建设时如此，就是在民国，他为经济发展所做的事情也是非常正确的。

首先他把财政整顿好了。清末经过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太后开始改革，决心很大，整个中国经济处于上升阶段，政府的税收增长很快。19世纪末，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一年就有七八千万两，到辛亥革命前期，财政收入达到将近三亿两。十年期间增加那么多，很不简单。但这个好势头被革命打断了，因为军费大量增加，各地增加了所谓“革命军”，其中很多是民军，民军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民间所谓自卫团，另外一部分说得直接点是土匪，加起来就是革命军。当然还有新军是经过训练的体制内的军队。大量的民军打着革命的旗号进入政府系统。养兵要钱，遣散也要钱，军费增长几倍，政府财政无法负担，到了非常穷困的地步。财政被搞乱了，要恢复平衡很困难。袁世凯一方面保持了全国的统一，在1949年以前，全国统一的时间并不长，袁世凯时代是一个。另一方面，他着手整顿全国经济，用了几年工夫，到了1914—1915年，实现了财政平衡而且有所盈余，当年盈余二千多万两，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他制订了一系列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比如减免税收，还为创立新公司实行保息制度，保证新公司首年可以得到政府股息补贴，五六年以后慢慢归还。建立严格的专利制度，而且纠正了原来的专利制度的误解。清末的专利制度就是垄断制度，并不鼓励技术创新。袁世凯将这些都加以改革，所以辛亥革命后整个经济发展得相当快。现在大家都说“一战”期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其实不但“一战”期间是这样，“一战”前和“一战”结束后好几年，经济都是高速发展的，这里就有袁世凯的功劳，因为他在制度方面下了功夫。

经济上袁世凯很有成绩，而且很会用人，用了一些很能干的企业家，包括张謇、周自齐、周学熙这样一些人。所以经济上做了很大贡献。

但是，一些人指责袁世凯为了帝国主义利益甚至私人利益，出卖了国家权利，搞出了一个善后大借款。到现在我们很多历史书还在讲，袁世凯借了两千五百多万英镑的外债是出卖了国家主权，借款也没有经过国会讨论是违反了制度。

对于这点，必须首先搞清楚当时为什么借款。连孙中山、黄兴他们都承认，不借款的话政府根本无法维持下去。1912年，中国政府的支出是一个月九百多万两，而国库只剩九万两，这就是革命的后果。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外债。不借就完蛋了，国民党也不否认这点。所以借款是有必要的。那程序合不合法？当时财政总长后来拿出了记录，1912年12月，国会讨论的结果是通过借款条款。但史料上说，后来国会又发表声明，说不同意借款。其实原来就通过了，而且按国会通过的条件签订了合同，签了字以后又说要讨论。这是故意捣乱还是为了国家？出尔反尔。再众口一词说袁世凯违法，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四、关于袁世凯“卖国”

这个说法很多。其实他在外交上也有相当大的建树。

第一，他解决了蒙古问题。原来大清帝国时代，蒙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到辛亥革命后，蒙古在俄国的鼓动下要求独立，搞出很大问题。可以说，袁世凯时代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1915年《中俄蒙协定》签订，一方面承认蒙古自治，另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宗主权，承认蒙古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做到这一步，至少维护了中国的主权。这应该算是一个成就。

第二，他最大的成就是21条的谈判。过去都说21条卖国，现在全部材料都公布出来了，袁世凯怎么批示，怎么签字，怎么改，都有影印件，一条一条非常清楚。当时日本提出的21条分成五个大的部分，称为“号”，“号”下面设多少条款。其中最厉害是第五号的七条：一、要求中国中央各部都请日本顾问，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由日本派驻顾问来控制；二、所有重要地方的警察由双方合办，实际等于控制警察权；还有一条，中国要用日本军械，最少一半以上，或者在中国办厂制造军械，用日本材料，请日本技术人员。也就是说，军事上也全面控制起来。这就是把中国变为殖民地。日本原来在朝鲜就是这样做的，做到一定程度再宣布朝鲜和日本合并，完全变成殖民地，日本想让中国也走这一步。对此袁世凯批示，第五号的七条根本不用讨论，坚决不同意，没有商量，坚决抵制。其他凡牵涉到中国主权的也抵制。比如提到，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办病院、寺院、学校、工商企业和耕作等，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他批示：租可以，但土地不能卖。现在我们认为，外企买卖土地无所谓，只要在中国管理下就不用怕，商业行为而已。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袁世凯坚持不同意。凡是一牵涉到主权他就这样。另外他采用拖延战术。日本人要求天天会谈，他说太忙了，改为一周会谈一次，日本人不同意，最后妥协为一周会谈三次。而且尽量减少实质的谈判时间。他用的是拖的办法，因为他知道中国没有能力对抗日本，想将消息透露出去，请其他国家对日本施压力，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减少中国的损失。他真是这样做的。每次谈判前后，他都要亲自听取汇报。当时的外交次长曹汝霖说，每天早上七点到总统府，总统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大家一起早餐，商量谈判怎么处理，每次谈判后必须立即到总统府汇报。另外还派顾维钧，一个外交家，当时袁世凯的外交秘书，到英国和美国的使馆通报谈判消息，让他们充分掌握情况，给日本施压。这样各方面共同努力。从1915年1月18日提出，经过三个多月谈判，一直到了5月7号，日本人发出了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没有办法，经过最后的讨价还价，一直到5月9号离最后期限差一个小时，才签了字。所谓21条，实际上真正接受的不过10来条，而且经过谈判，有不少修改。在当时中国那么弱的情况下，能够做到这步真是很不容易的，应该讲袁世凯起了很大作用，这是他的一个功劳而不是罪过。

现在流行一个说法，袁世凯为了当皇帝，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换取日本支持，网上书上都这样讲，其实没有那回事。袁世凯的称帝是一个罪过。但他在21条谈判过程中，并没有以此做筹码来换取日本对他的支持。现在看到的史料显示，日本人和其他列强的外交代表一开始就表示不同意袁世凯称帝，提醒他不要轻举妄动，改变局势会带来很大危险，造成不可控制的局面。袁世凯没有听。当中日本和英国都有私下表示支持的记录，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他曾到总统府当面跟袁世凯谈话，其实是表示支持，对袁世凯决定称帝起到很大作用，日本人也有过这类记录，但都是少量的，而且到最后，他们都明确表示反对，尤其是日本驻中国的公使讲得非常明确。所以从外交上来讲，这个人没问题，在称帝这件事上他没有采取卖国求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