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历史的脉络辛亥革命与百年宪政（第6/8页）

严重的问题在教育官员，让他们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自由和秩序是任何国家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

读一读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玛蒂雅·森的名著《以自由看待发展》，有中译本，人民大学出版的，里面有个很重要的论点，自由是发展的主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要自由自在生活，经济上思想上各方面都有自由，他的创造性就出来了。老在讨论教育怎么改革，老讲中国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都是假的，要点是不该你管的事不要管。赵丹生前就对官员的不当干预很反感。要领导赵丹怎么表演，你会做演员吗，你是影帝吗？一个学者和科学家，肯定知道怎么做研究，你来指导我，你是我的学生，学生的学生，你怎么指导我？这些东西你就不要管了，少管一点。要从苏联模式下解放出来。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能发展，就是因为有自由，中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为什么比不上韩国，比不上日本？自由不够。

王：谢谢袁老师以八十高龄跳进我挖的坑里，不过您放心，肯定没人找你麻烦，因为您这个年龄现在过马路都没人敢扶了。今天其实两位大学者还有很多要讲的。时间关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开放给听众，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听众提问一：刚才您提到教育官员，请问谁来教育？

袁：就是靠我们大家。现在实际上，所有的报刊都在教育官员，也教育百姓。当然搞媒体的很惨，老是收到指示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但他们讲的东西还是不少。那些官员只要是看微博、看博客、看报纸，我想他们会受到教育。现在我们每年出版三十万本书，里面只要有1%是有价值的，官员又在里面看到万分之一，我想他就会受到教育。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教育方式是通过个案。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宪政，过去基础不够，官员印象不深。从2003年开始，是不是可以称为公民觉醒元年？因为那年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延安农民看黄碟，被抓入派出所，全国人民支持他，讨伐派出所。那时候大家就知道，家，住宅是有自由的，公民的住宅不能随便侵犯，用英国人的话，住宅是堡垒，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中国过去随便有人进入你的房子，检查户口，三更半夜地来敲门，现在要是有公民意识的话，你就说老子要睡觉，明天再来。敢于顶他就没办法，因为他违法。从那个时候开始，居住的自由、住宅的自由不能侵犯，大家慢慢就懂了。以后公民要有言论自由，现在还在博弈。一些专制思想很严重的人，要做“民主”、人民的主人的人，就想跨省追捕。但现在的博弈，多数情况下，那些“人民的主人”是输了，不能不承认错误。我认为就是要抓住这些典型案例不断教育官员。

我住在广州，广州过去破坏环保很厉害，但不告诉你。珠三角长期受污染，不知道是因为两个大电厂，因为省钱，没有安装脱硫设备，结果珠三角的酸雨很厉害。现在补安了，前几年装了新的脱硫设备。2005年广州番禺发生了太石村事件，其实几个村干部贪污，村民要求改选，很小一件事，但当时的定性是颜色革命，帝国主义分子和国内的异见分子联手要推翻共产党领导，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事，因为那些记者看到有新闻，法新社等都去采访，不是很平常的吗？另外一些人支持，结果不是这样，抓起来。说是颜色革命，现在还是红旗飘飘，没有颜色革命。但是去年在同一个番禺地区要搞垃圾焚烧厂，污染环境，地方居民反对。怎么办？到广州市政府请愿上访，它不叫请愿叫散步。官方承认有三百人，但据说有一千五百人，官方没有镇压，这个就是进步。而且后来官方说这个方案没有经过民主讨论，我们再去广泛征求意见。那样慢慢就将矛盾化解了。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公民意识在觉醒，只要大家坚持关心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命运，碰到这些事要发言、要监督，我想那些官员也是人，会接受教育，很多人也想国家进步、社会进步，慢慢他们的观念就会改变。其实现在已经变了不少，但远远不够，还要继续努力。

听众提问二：问个历史问题，历史有很多偶然性，当时宋教仁在上海被暗杀，如果没有发生暗杀，他到了北京，这个宪政能不能搞得像样一点？

袁：首先我真是想大家看看我的那篇文章，看了以后，我想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跟你们的想象不同，宋教仁这个年轻小伙子，政治上也是很幼稚的。

这里有个问题，为什么历史选择了袁世凯？因为大家都认为他是最有行政经验的，是个政治强人，真要孙中山当总统是不行的，他没有行政能力。这不是我说的，胡汉民自传就有些有关的记录，其他一些人，黄兴、谭人凤、宋教仁，对孙中山也有很多评论，他那个能力不强。当时的情况下中国要稳定下来，怎么办？实行三权分立，监督袁世凯把中国慢慢搞好，有这个可能。当时袁世凯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但是，当时的国民党，从孙中山到宋教仁，都有革命幼稚病。为什么要南北议和？因为革命派力量不够，经济力量不够，武装力量也不够，根本不可能用武力统一全国。那时国民党还没有成立，是同盟会革命派控制下的临时参议院出了个歪主意，制订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宪法性文件，制订它要很慎重。临时政府孙中山当总统，实行的是总统制，但是他们不甘心，战场上打不过袁世凯，也不能继续打下去，就用其他办法把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抢过来。所以它要监督袁世凯，想通过制订一个约法的手段把政权拿到手。当时制订临时约法，突然一变，就从总统制变为实行内阁制，就是说，袁世凯当总统是名义性的，实际的权力在内阁总理手上，这个本身就是错误的。再加上革命派这些人，临时参议院这些，他们的宪政知识就很弱，抄日本的宪法，但又理解不透，对世界各国的宪政经验也认识不够，所以他们制订的临时约法有五大错误。具体哪五大错误，看我的文章。

宋教仁就是按这个路径走的，他的计划，要夺回政权，这样的情况下，袁世凯这方面，特别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是与宋有利益冲突的。这条线是想消灭他。另外他要当总理，国民党内部也有人跃跃欲试，陈其美就是其中之一，他也想当总理过过瘾。两条线汇合，都通到一个人身上，造成了宋教仁被暗杀。

这个结论，两条线的联合，袁世凯这方面至少是当国务总理，现在袁世凯能够直接指挥，不清楚。但最少赵秉钧和陈其美两条线，消灭宋教仁。即使这个计划没成功，宋教仁没有被消灭，他跑到北京，那个情况也会出问题。因为宋教仁本身没有行动能力，他三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用现在的讲法是少数，要治理整个国家可能也有问题。同时必然和袁世凯冲突。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有个协议，让袁世凯当十年总统，建设国家，孙中山就去修十年铁路。但是宋教仁要插一竿子，将政权夺过来，那种情况也会发生内斗。后果怎样，很难讲。当时已经发生的事，革命派方面想将直隶的武装、督军位置夺过来，对唐绍仪提出来，唐绍仪也傻乎乎对袁世凯提出，袁世凯最初同意，后来一想这个实权不能给你，又是一场风波。这里其实就是一条，同盟会，革命派，承不承认当时辛亥革命是三种力量的联合才达成的，立宪派、革命派还有北洋实力派，三派联合才有中华民国。要是承认这个，有政治家的胸怀，就要联合各方面，共同建设国家。但当时没有这样的政治家，结果一连串的事情出来了。这就叫作在劫难逃，中国当时没有培养出那样的政治家不是偶然的，是整个中国的文化状况，以及各方面社会条件造成的。对宋教仁事件我这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