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2/11页）

此外，由于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内战，对于南方遭受的更严重的经济重创和物质破坏，美国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但这个问题也不太可能在短短数年内就解决。在战争期间，南方的房地产价值减半，农产品产出价值一直到19世纪末才重新达到了1860年的水平，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追上整个国家的发展。在战后的南方，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农民都很快发现自己被困在了这样一种体制中：他们作为佃农，在别人拥有的土地上通过劳作分得一部分农作物，用自己的劳役偿还债务。大多数人通过种植棉花而非作物来偿还那些他们不得不担保的贷款，而这些贷款永无希望还清。整个国家的情况也在恶化：格兰特虽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指挥官，但在担任和平时期的总统这方面显然不太在行。他的两届总统任期都沾上了政治腐败和财政腐败的污点，在这个被马克·吐温贬损为“镀金时代”的时期，联邦对于南方的政策常常优柔寡断，对于非裔美国人的政策更是摇摆不定。

1865年联邦资助成立了自由民局，来帮助实现从奴隶制到自由的顺利过渡，其中包括开办学校、建造医院、提供一般性援助和建议等，但自由民局只存在了短短五年，也从未得到必要的资源来实现其雄心壮志。事实上，它甚至都没有得到必要的资源来维持自由民的基本健康，而这些自由民的健康状况本就在他们当奴隶时遭到损害，后来在内战中的“走私管制营区”里更是严重恶化，感染了霍乱和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

自由民局卫生处面临的问题在很多方面都表明，在从蓄奴制到自由的转变过程中，存在一些更广泛的问题。这些陷入困境的医生面对的是一个更关心协议和程序而非实际帮助的联邦政府，对其而言更重要的是平定混乱而不是解决医疗问题，更不用说去解决社会问题。该地区民众对于联邦干涉的反对，特别是对于种族平等的反对，常常阻挠着联邦政府想要保障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任何尝试。而在实施这种早期的内部政权更迭这一问题上，进驻南方的联盟军的作用也很有限。

立法方面当然也有一些进展。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执行法案允许联邦法庭而不是州法庭起诉种族犯罪，1875年又通过了《民权法》，力图实现南方的社会和文化平等，向“无论种族、无论肤色、无论之前处于何种奴役状态的所有公民”承诺“完全平等地享有住宿、特权、设施，以及使用旅馆、陆上或水上公共交通工具、戏院和其他公共娱乐场所的权利”。尽管如此，原则上的平等权利和实践中对平等权的保障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像惠特利这样的人试图缩小这种差距，而另一群人则想要扩大这种差距。

在南方重建期间，非裔美国人的政治权力和共和党的统治有时会遭到来自意想不到的人的批评。内战让惠特利抛开自己战前的种族歧视，转而开始在战后的南方与白人极端主义抗争，但另外一些人却发生了恰好相反的转变。例如新闻记者詹姆斯·谢泼德·派克（James Shepherd Pike）在战前是一名废奴主义者，在战后却对南卡罗来纳州的重建发起责骂和抨击。南卡罗来纳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重建后的议会成员大多是非裔美国人，这可能也正是派克攻击南卡罗来纳的原因。不过，派克的攻击非常极端，他在报纸上发表了许多社论，这些社论后来于1873年结集出版，书名为《屈服之州》（The Prostrate State）。同时，他还画了一幅谩骂攻击南方某州在后解放时期政治的漫画，其中的极端观点恐怕会让读者大跌眼镜。

在19世纪50年代，派克身为激进派报纸《纽约论坛报》的驻华盛顿通讯员，常常据理反对奴隶制，称其为“这个可恶的制度”。但在19世纪70年代，他的观点发生了转变。看到之前自己曾严词抨击过的蓄奴“贵族统治”如今“屈服于尘土之中”，受非裔美国政治领导人的统治，派克感到非常沮丧，将这个“奇怪的（统治）集团”描述为“美国人中的残渣”，认为他们只不过是“穿着那些睿智先人的长袍”。战后时期的派克认为这简直是“在多数人统治的机械制度下实现的愚昧腐败的统治，野蛮用力气压倒了文明”。他声称这“是奴隶在主人的大厅里放纵，将主人踩在脚下”。[4]

派克和惠特利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观点剧变可能都有些让人费解。但其实对他们和其他许多人来说，在19世纪美国面临的那些利害攸关的问题中，有关奴隶制的道德争论只是昙花一现。在派克和惠特利居住的这个世界里，“野蛮”带来的威胁似乎非常真实，一直以来都在引起关注。在当时的人眼中，野蛮人既缺乏宗教准则，也缺乏共和主义原则，用著名神学家霍勒斯·布什内尔（Horace Bushnell）的话说，他们就是美国的“头号危险”。布什内尔是在1847年发出的这个警告，当时，奴隶制和西部扩张——或者说两个相互混杂的问题——似乎带来了最大的威胁。但布什内尔在谈论这两样威胁时，将其置于美国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之下，在重提殖民历史的同时，也展望了未来的奋斗。在布什内尔看来，美国的反野蛮之战“一直在重复上演，不断发生新的变化”，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他的警告“既包含了恐吓，也带来了希望”[5]。

就像布什内尔预言的那样，这个威胁从未走远。野蛮造成的威胁在战前时期被媒体和教会大肆宣扬，到了内战时期，又被重新解读成给予联盟道义和实质支持的一个重要论据。在内战之后的“机器政治”时代，面对着随之而来的腐败问题，美国的未来似乎的确面临更真实的恐惧。奴隶制虽遭废除，但毕竟导致了布什内尔抱怨过的社会退步和精神颓废。即使在战后时期，奴隶制也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完全是南方独有的问题，而是已经开始向西部扩散。在19世纪晚期，布什内尔的恐惧得到了证实，社会退步的顽疾似乎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在全国范围内更强有力地传播开来。

19世纪70年代，南卡罗来纳州被派克一再诟病的这种政治上的种族无保障问题也出现在了北方各州，尤其是纽约市。在纽约市，民主党的政治机器在种族平等的问题上一直固执地持反对态度。即便撇开种族问题不谈，纽约的政治图景也丝毫没有改善。60年代晚期到70年代早期，纽约民主党国会议员威廉·特威德（William M. Tweed）及其同伙——即臭名昭著的“特威德集团”——在位于纽约市东十四街上的总部坦慕尼协会会堂里运作着一个复杂的贿赂、回扣、竞选以及金融诈骗系统，从中捞得上千万美元的好处（图35）。当然，“老板”特威德的这些金融诈骗活动也带着点“罗宾汉”式劫富济贫的成分。他的非法收益中，有一些以教育和实际援助的名义（有时候是以大幅增加收入的形式）拨给支持他的选民——主要是爱尔兰移民，也有一些用在民用设施建设上。但那都是些非常昂贵的设施，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始建于内战爆发、于1880年竣工的纽约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