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4/11页）

随着非裔美国人被逐出政坛，1883年的民权诉讼诸案又让种族歧视成为不再是由国会决定，而是由各州凭良心决定的事务，大量的州立法因此涌现，又称“吉姆克劳”种族隔离法案。这些法案针对黑人和美国白人确立了隔离的、据称平等的对待政策。1896年，美国最著名的一起法律案件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就将“隔离但平等”原则编入了法典。在这起裁决中，最高法院证实了只要隔离的设施确实是平等的，种族隔离就是合法的。然而，大多数设施当然都是不平等的。普莱西裁决之后，从铁路到餐馆，从学校到出租车，从酒店到住房，都在划下一条越来越严格的“种族界限”。甚至是本应众生平等的死亡也被迫服从这条种族界限：就连公共坟场也实行了种族隔离。

正是在民权诉讼诸案后的第二年，艾达·韦尔斯与铁路公司发生了冲突。那时，她已经清楚认识到，对于挑战南方种族隔离体制的人来说，被强行逐出“白人”女性专用车厢远不是最糟糕的命运。种族隔离体制也许得到了全国性的批准，或者至少是全国性的同谋，但仅仅这样做并不能确保它长期存活下去，更没法保护它免遭法庭上不断的指责。唯一能够压制种族隔离的反对声音的做法就是让种族隔离的质疑者付出惨痛代价。在奴隶制的问题上，明里或暗里的暴力威胁一直存在，而在种族隔离的问题上，暴力威胁也同样存在；在很大程度上，种族隔离只是奴隶制问题的一个替代物。19世纪晚期美国的悲剧正在于：种族隔离让人充满疑虑的合法性背后，隐藏着最极端的暴力形式——私刑。

将受害者非法处死或者对其施以残暴酷刑这种私刑不只存在于南方，也不只存在于19、20世纪；滥用私刑的暴徒也不仅仅是针对非裔美国男性，中国人、美洲土著、墨西哥人、非裔美国女性，甚至是白人男性自己也同样容易遭受最极端的私刑。不过，私刑之所以与南方处死非裔美国人联系起来，其原因并不算太复杂。由于私刑毕竟是一种自发组织的行为，其确切统计数字必然难以捉摸，但可以估计的是，总共约5000起的私刑里，大多数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中叶，并且在19世纪90年代达到顶峰。这些私刑主要发生在南方，当然也不局限于南方。南方各州中，密西西比、佐治亚、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州的私刑情况尤为严重，在19世纪90年代发生了300多起。尽管白人也会成为滥用私刑的对象，但私刑主要还是一种种族犯罪。例如在密西西比和佐治亚州，受害者里只有不到10%是白人。而在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州，也只有10%出头的受害者是白人。只有得克萨斯州的私刑种族分布得更均衡些，大概有25%的得克萨斯州私刑受害者是白人，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

私刑并不只是在刑事案件中实施某种可疑的法外“正义”或者“滥用私刑的暴徒”擅自处理案件这么简单。白人对非裔美国人滥用私刑这件事也不能仅仅理解成白人为了控制黑人，不顾一切地维护白人至上主义的一种表达，虽然它的确是一种最为极端的表达。那些受害者遭受的私刑极其残忍，并且私刑这种公众场面经常会招来许多的围观群众（图38），有时甚至有超过一万人围观，因此这种现象绝不是能够简单分析的。一些旁观者还会自豪地将私刑照片散发给亲戚朋友，这种做法恐怕更让人感觉不安，也更难以解释。

图37 《种族界限仍然存在——假若这样》（1879年）。这幅漫画出现在1879年1月18日的《哈泼斯周刊》上，漫画嘲讽的是识字测验，即旨在剥夺非裔美国人的公民选举权的南方识字测验。画中，“山姆大叔”在墙上写着“叫育呈度。黑人因该接受叫育，然后才能和美国百人一样选举，署名：南方诸州先生”。这幅漫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超前的。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期间，在歧视性立法方面出现了最坚决的“退出重建”现象，而其最开始的迹象和推动力就是1883年推翻了1875年《民权法案》的民权诉讼诸案。正是1883年的裁决允许了种族隔离的继续发展。1903年，非裔美国领导人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博伊斯在《黑人的灵魂》中指出，“20世纪的问题就是种族界限的问题”，他说的并不只是美国。到了20世纪，“种族界限”的观念变得愈加明显。“南方诸州先生”指的是在南方从共和党重建中“赎回”后民主党在该地区的选举优势。南方在这方面一直都“坚固地”挺立着，一直持续到20世纪。因而，在许多方面，这幅漫画是真正认识了墙上写着的字。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83004）。

对于“法官私刑”的辩护难以让人信服，但滥用私刑的暴徒们总在为自己寻找借口，往往会伪称受害者是黑人强奸犯。1899年佐治亚州发生的正是这样一起事件，非裔美国劳工萨姆·侯赛（Sam Hose）因为被控告强奸其雇主的妻子，在大约2000名白人目击者面前被折磨、肢解并且活活烧死。侯赛案只是艾达·韦尔斯在《佐治亚州私刑法》（1899年）中着重描述的诸多案件之一。她指出侯赛之死“让美国在过去十年里被活活烧死的人数增加到了七人”，并且为读者详细记述了“当时那令人作呕的景象”，白人围观者甚至拿走受害者的骨头作为“纪念品”。[9]

就在几年前，1893年，韦尔斯和其他许多非裔美国人拥护者、活动家一起探讨并且发表了《为什么哥伦比亚世界博览会（芝加哥世博会）中没有美国有色人种》[The Reason Why the Colored American Is Not in the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 （Chicago World's Fair）]。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在为之撰写的序言里强调道，“据说如今黑人都特别嗜好犯下的罪行，却是他们迄今为止很少被起诉或认定的罪行”。道格拉斯回忆道，尽管非裔美国男性往往会被控告“小偷小摸”，却从来没有“被控告犯下强奸白人女性这种凶恶的重罪”。“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控告者所言非虚，”道格拉斯评论道，“那黑人可真是有了新变化。”但道格拉斯深知，真正变的不是黑人的行为，而是白人的行为，而这种改变背后的原因正是白人对于南方黑人政治优势的“伪称的、无根据的恐惧”。

图38 《约翰·黑特的尸体》。约翰·斯特于1884年2月在亚利桑那州的汤姆斯通遭到私刑处死。照片拍摄者为诺厄·汉密尔顿·罗斯。在一些西部“廉价纸面小说”以及后来的电影刻画中，汤姆斯通成为“荒蛮的西部”的缩影。不过，私刑在这些边陲小镇上并不算常见，而是在那些前邦联州里更为常见，并且往往是出于种族歧视而犯下的罪行。尽管如此，不管是为了维持种族秩序还是其他方面的秩序，许多私刑背后的原因都是为了维持社会秩序。约翰·黑特被法庭定罪成谋杀犯，判处终身囚禁于尤马监狱，这个判决在一些人看来显然太过宽厚仁慈，让他们无法接受。《纽约时报》报道说，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布告（图中看不到），声称“约翰·黑特因被证明于1884年2月22日（华盛顿诞辰日）上午8点20分协从参与了比斯比大屠杀，而被科奇斯的公民绞死在这根电线杆上，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10]。从这张引出华盛顿并且提出私刑可以“促进亚利桑那州的发展”的布告中可以窥见这起事件背后的荒诞心态，这种心态将“国父”和维持国家边疆稳定的观点相联系。然而，与美国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发生的其他许多异常残忍的非法谋杀相比，黑特遭受的是比较直截了当的私刑——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09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