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3/11页）
在现代人眼中，特威德这种公然挪用公款牟取私人利益的做法可能并没有多么不寻常。1873年的全球金融恐慌加剧了金融腐败，格兰特的政权日渐倾颓，因而在当时的人看来，特威德的举动也不算特别出格。“特威德集团”虽然也带来了一定的涓滴式经济效益，但他们远不是亚瑟王的那些高贵伟大的圆桌骑士，而是海勒姆·惠特利称之为“欺诈和恶行”的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惠特利认为这种欺诈的推动力正是移民。他抱怨“几乎所有国家的移民都在不断踏上我们的土地”，其中许多人“今天是欧洲的重罪犯，明天就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无政府主义者、伪造者、造假者和小偷每年都在增加”，其中不少人都是“野心勃勃的穷人，实现了他们靠先前的卑微手段所不能实现的生活”。
图35 《石壁不足以为囚牢》（托马斯·纳斯特）。尽管托马斯·纳斯特关于南方解放黑奴和白人至上主义的漫画在19世纪中叶广为流传，但他其实是因为不断刻画“特威德集团”犯下的政治和金融腐败而名声大噪。这幅漫画出现在弗兰克·莱斯利《画报》的1872年1月6号那期上。在这幅画中，“头儿”特威德一半身子在监狱内，一半在监狱外，暗示“没有监狱能装得下这个头儿”。事实上，特威德的最终结局的确是进了监狱，并且于1878年死在监狱里。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951）。
在惠特利看来，“贫穷和疾病都有各自的据点，而罪恶却悄悄潜入，无处不在”[6]。他在回忆录中指出，这种罪恶主要从国外潜入。但他必定也知道，美国本土的罪恶同样无孔不入，并且势力愈加强大。在许多方面，惠特利的回忆录都毫不掩饰地选择去强调或者隐瞒一些事实，例如他对自己在执法机关的工作就讳莫如深。他选择着重讲述那些北方城市的走私者、伪造者和犯罪集团，对自己的机构在南方重建中的所作所为只字不提。在这方面，他跟随或者至少说是认可了当时整个美国的一种趋势，对南方的事务感到沮丧倦怠。
重建南方从来都不只是让南方重回联盟这么简单。从最基本的层面上讲，重建是要让南方融入北方的图景，或者至少转化成北方想要看到的自我图景。内战后的几十年里，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不大可能实现。随着之前的邦联重回联盟，这些州里的激进共和党势力渐渐衰退，民主党的势力则开始增长，并且开始实行种族紧缩政策（图36）。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选民被逐出投票点，重回政坛的白人统治者开始缓慢坚定地撤去之前那些保障种族平等的立法。
图36 《联邦胜利之后/奴隶的生活反而更遭》。这幅由托马斯·纳斯特绘制的漫画出现在1874年10月24日的《哈泼斯周刊》上。这一年正是《民权法案》通过的前一年。这幅漫画强有力地表明：尽管1870年和1871年通过了《执行法案》，特别是1871年通过的《三K党法案》（《第三执行法案》），并且1870年6月也建立了司法部，各种各样的白人至上主义团体，例如“白人联盟”（图中左侧人物身上的徽章）以及出现在密西西比、后来势力扩大到南卡罗来纳的“红衫军”都在继续压制南方非裔美国人的民权。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印刷品与照片部友情提供（LC-USZ62-128619）。
1875年正值美国筹备庆祝建国100周年，准备举办总统大选之际，现任总统和民众对于南方事务如果不说大失所望的话，也已经丧失了大半信心。格兰特总统派遣曾经的战友、联邦军将军菲利普·谢里登（Phillip H. Sheridan）去新奥尔良制止白人联盟在那里发起的暴力事件。与此同时，在南卡罗来纳，前邦联将军韦德·汉普顿（Wade Hampton）的拥护者正在为州长选举做准备；一年之后，汉普顿将会在这场选举中胜出，将南卡罗来纳州从共和党的统治中“赎回”。因此，1875年初，格兰特与参议院对质之时已经多少有些筋疲力尽，他指出了发生在南方各州，尤其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连串非法职权滥用事件。他还特别强调了1873年复活节发生在科尔法克斯的事件，在那起事件中，白人民兵在县政府大楼袭击了一群有武装的黑人，并且在那些黑人投降之后仍然大肆杀戮。
格兰特明白无误地指出，“科尔法克斯大屠杀”事件“在血腥和野蛮程度上几乎超过了任何一次野蛮的战争行为”。他没有给自己曾经的战友留情面，而是详尽地描述了那段可怕的事实，也提到那场对59名囚犯的集体枪决，指出他们“绝大多数头部中枪，其中大部分又是后脑勺中枪”。格兰特承认，“让路易斯安那的民众为这些暴行负责是不公正的”，但他还是指出“可悲的是，在惩罚这些谋杀时我们遇到了无法克服的阻碍，路易斯安那州的那些保守分子不仅为大屠杀正名，还谴责那些想要履行正义的美国官员在实施联邦暴政、独裁”。格兰特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在这片以文明和基督教为豪的土地上，却找不到办法去惩罚犯下这桩血腥的荒谬罪行的凶手”，也有十足的理由相信美国“民众已经被南方这些每年秋天都在发生的暴动累垮”。[7]就在那一年，即1875年的“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United States vs.Cruikshank）中，最高法院推翻了科尔法克斯大屠杀事件后根据1870年执行法案给出的一些判决。
美国诉克鲁克香克一案有着深远的影响。该案限制了联邦政府在民事案件中的法律影响范围，提出各州有权诠释宪法第一、第二修正案。最高法院坚称：“保护各州生存权和人身自由权的主权仅属于各州所有。”之后，它又进一步指出，对于白人被告试图以种族为由侵害受害者的“权利和特权”这个指控“太含糊”，无法证明。它承认“我们也许可以怀疑是种族导致了这种敌意”[8]，但除此之外不能做出更多推测。美国诉克鲁克香克案实际上为白人至上主义者打了一张“免死金牌”，在之后的将近一百年里，这张牌会一直有效。格兰特总结道，在部分南方地区，“仇恨和暴力的风气要强过法律的效力”。到后来，这种风气还会愈演愈烈，并且有了法律的撑腰，更是肆无忌惮。
不管是美国宪法《第十五修正案》还是1875年的《民权法案》都没有能够阻止南方种族分歧的渐渐扩大，也没有能够保护非裔美国人的投票权不被剥夺。南方各州通过一系列限制法令建立了一个种族隔离机制，这个机制与其说是为了将不同种族隔离开来，不如说是为了确立白人至上的地位，并且确保黑人没法通过投票来破坏白人的地位。有些法令荒唐至极，很容易就站不住脚。例如所谓的祖父条款剥夺了奴隶后代的权利，这有点太明显地违反了《第十五修正案》，在1915年就被推翻。人头税和（决定有无投票选举资格的）识字测验（见图37）虽然也剥夺了许多穷困或者不识字的白人的权利，却是后内战时期的南方为重建白人精英统治而偏好使用的立法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只有3%有资格投票的南方黑人登记了投票信息。通过这些手段，南部邦联证明了自己在内战中的“败局命定”只是一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