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8/11页）

许多美国人都完全同意美国精神是一种和解，但当这种和解涉及公民身份时，他们就不太确定具体是哪种和解了。在19世纪更早的时候，关于美国精神的辩论主要是围绕非裔美国人、墨西哥人、中国劳工和美国西部的本土土著居民给盎格鲁—撒克逊白人“规范”带来的内部挑战。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早期，因爱尔兰土豆大饥荒而大量涌入的爱尔兰移民就曾在东北部某些地区引起一股反天主教骚动，但在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期间，地区间的紧张局势和随之而来的内战都将当时的注意力从反天主教情绪转移到了反移民情绪上。在这么多移民为了捍卫联盟而卖命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反移民情绪当真是一种无礼行为。

1870年后，美国从冲突中恢复，移民的大量涌入为工业和城市发展都注入了力量，在改变美国人口构成的同时也改变了美国的经济面貌，激起了美国人对移民的新一轮攻击。和克利夫兰倡导拥护的开门政策针锋相对，斯特朗等人和移民限制联合会等机构都表达了对移民的反对，掀起了一场新的论辩。事实上，自殖民时期以来，关于美国人身份、意识形态和移民的辩论就从未停过，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中，杂糅着殖民者和土著部落、保皇派和革命者、北方与南方、黑人与白人的视角。总的来说，在这场拉锯战中，一些人认为自己坚守着美国人的身份防线，另一些人则想要突破这道防线。到了镀金时代，“美国人”和“移民”之间的冲突成为焦点，不过就是这场拉锯战又换了一种形式而已。

坚守这种身份防线的方式并不仅仅是直接的对抗，有时也会是更为微妙的文化对抗。爱德华·贝拉米并不是这个时期中唯一在作回顾的人。19世纪晚期的美国人对宗谱的兴趣大增，美国的一些白人名门望族试图在新来者面前证实自己的美国人身份。他们尝试给自己建立起悠久的传统，将自己的家族史追溯到殖民时期或者独立战争时期，对任何可能表明自己是近期移民的污点予以否认。19世纪90年代，在美国南方掀起一股对邦联军阵亡将士的崇拜。与此同时，在北方以及全国其他地区也都纷纷兴起这样的热潮，出现了不少新的组织，例如美国革命之子（SAR）、美国革命女儿会（DAR）等。除了这些最有名的组织之外，在东北和西北地区还有几十个其他类似的组织。

这些爱国团体在美国各地召开会议，树起历史纪念碑，这一行为既维护了美国国家历史故事中那些值得纪念的人物与地点的历史意义，又牢固树立了这些纪念活动的参与者在美国历史进程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与其说这是在争论“美国早已存在”，倒不如说是在争着证明“我们早已到来”。然而，除了确立自己传承已久的国民身份和文化资质之外，这样做还有更多的深意。这种冲动行为的背后有着一种明显的盎格鲁—撒克逊特点，也存在一种尚武的情绪。

在南方，人们将死去的邦联军将士与传奇化的欧洲历史相联系。里士满圣詹姆斯圣公会教堂的斯图尔特纪念窗就是一例，这扇窗上的图案将典范人物邦联军骑兵斯图尔特（Stuart）描绘成一位具有武士气概的中世纪骑士。与此同时，在西部地区，欧文·威斯特（Owen Wister）等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创造了一种新的主人公形象——西部牛仔，并且也赋予了他类似的盎格鲁—撒克逊贵族血统，让这种血统在美国的边疆也有了充分完美的表达。威斯特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写道，“得克萨斯人是从英国贵族直接练就的”，“在他体内，充满野性的撒克逊人从蛰伏中苏醒”，凭借着几百年来在骑马和狩猎活动中打磨的基因，他证明了自己是“天生的骑手，完美的运动员，尽管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着红色和银白的家族纹章，本质上却和那些漂泊浪子是同类，和他们一起呼喊驰骋”。如果说牛仔是“漂泊浪子”的“同类”，那么他就与那些“成群结队侵蚀着美国的外来寄生虫”则毫无联系。在威斯特看来，这些“外来寄生虫”正在改变美国的面貌，“让城市变得喧哗混乱，公民身份变成混杂的闹剧，将我们的联邦变成了一个又像当铺又像掮客的存在”。

边疆象征着自由。在威斯特看来，边疆象征着远离城市的自由，以及远离那些污染美国城市空间的“波兰人、匈奴人和俄国犹太人”的自由。边疆仍然“未受污染”，是美国“冒险精神、勇气与自信”的最后的堡垒。威斯特指出，最重要的是，在边疆地区“人们说的是英语”[21]。这着实是一种脱离了现实的幻想，但不幸的是，这也暗示了关于美国公民身份和民族特性的论辩未来将走向何方，而这场论辩至今仍未结束。

美国精神，即美国民族特性，一直以来既是一个乐观的开放的命题，又是一个相反的封闭的概念。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在理念和现实之间，以及很大程度上在那些说英语和那些不说英语的人之间，一直都存在着一种张力。对于像威斯特那样的许多美国人而言，城市曾经是，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他们恐惧的焦点，在这个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的国家里，城市就像一座座令人不安的异质化岛屿。然而，城市只是美国在这个时期所经历的过渡期中的一种元素、一种地点。在鲍厄里之外的其他地方，关于美国精神的争论也在持续进行，而这场论辩的参与者多种多样，有着不同的排列与组合，远比威斯特在边疆小说中描写的多元。

进步的国度

19世纪晚期，美国因为移民问题感到不安的同时，又遭遇了一系列的金融恐慌，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从1893年一直持续到1897年。这个时期的新兴工业巨头招来的批评之多，几乎和移民的数量一样。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安德鲁·梅隆（Andrew W. Mellon）、约翰·摩根（J. P.Morgan）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这些人从运输（海运和铁路）、工厂、金融、石油和钢铁行业中积聚了自己的财富，推动了整个国家的物质发展，但同时也招来了对于这种发展的道德质疑。里斯和斯蒂芬斯等新闻记者以及贝拉米等作家在批判美国社会中越来越明显的财富失衡现象时，撬起了美国经济发展的基石，而这块基石之下隐藏的东西恰恰是令人不安的。19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反托拉斯（垄断）运动兴起，漫画家托马斯·纳斯特（Thomas Nast）等人将反托拉斯的观点向更广的人群传播。1888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将反垄断编入法典，但在1895年的美国政府诉奈特公司的所谓“糖业托拉斯案”（Sugar Trust Case）中，这部法律却被判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