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应许之地通往美国世纪的大门（第9/11页）

反托拉斯法的颁布以及对这部法律的第一次重大质疑，跨过了一道实质上的历史分水岭：从镀金时代过渡到“进步时代”。当然，这样的时代划分只是为了历史学家的方便，在当时并没有什么意义。尽管1893年的金融恐慌通常被称为进步时代的“起点”，1893年之后影响美国的金融和社会力量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它们的表现形式的确是新的。这个时期支撑着美国工业发展的不仅仅是洛克菲勒、摩根或卡内基的个人野心，也不只是他们雇佣的以移民为主的劳动力，而是他们的商业模式。实质上，洛克菲勒等人赚钱的方法就是给到目前为止相对不受限制的市场建立一种秩序，换句话说，就是吸收或者说消除竞争。

洛克菲勒于1872年创立的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在十年后成为标准石油托拉斯，是美国“大财阀”最为有力的一个例证。作为首个也是最成功的垄断集团，标准石油托拉斯受到了保守派社会评论家的欢迎，也同样遭到一些忧虑的社会评论家的谴责。洛克菲勒对生产流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做出了严格的合理化改革——修建了自己的输油管，建造了自己的仓库，洽谈了有竞争力的运输合同——这些做法当然都提高了生产效率。

J.P.摩根也采用类似的方法，将美国的铁路从濒临破产的边缘救了回来，后来又将注意力转向钢铁行业，在1901年创立了美国钢铁公司。从商业层面上来说，标准石油公司和“摩根化”的铁路都是从联合中获得力量的典例。几十年前刚刚结束的那场内战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为了获得这种团结的力量，因此对于美国人来说这并不是多么难以接受的观点。然而，就金融而言，信仰曾经是并且也一直都是任何系统里的自由基；不是所有人都热衷于“财富的福音”那种自由放任的宗教。

那些热衷于此的人在洛克菲勒和摩根身上所看到的，即使不是一种自力更生的理想男性的缩影的话，至少也是一种近似的形象——一个在金融的前沿地带奋力向前，为美国的发展谱写全新篇章的个体。那些人将财富视为国民健康和活力的标志，不过，在威斯特笔下的西部牛仔看来，这个等式中还包括一个略微排他的元素。用于辩论这个话题的语言常常能够显示辩论中充斥的偏见。洛克菲勒本人就指出过，“大企业的发展不过是适者生存原理的具体表现”，这就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上帝的意志”[22]。这是一种典型的美国式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和17世纪清教徒的观点极为相像。与此同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在这个将许多非裔美国人和其他移民团体排除在外，只包含了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自由市场里，自然和上帝就能享有完全自由。

鉴于洛克菲勒、卡内基等人宣扬的财富福音中包含了大量公共慈善的元素，物价的下跌也与人们对“大财阀”有损商业发展的批评相矛盾，反对势力于是调转矛头，批评大财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心态，认为这种心态既不道德又有限制性。《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试图遏制托拉斯的势力，限制任何形式的商业联合的发展，从联邦政府的角度为市场竞争提供保护。此前，各州政府尝试管控托拉斯的企图大多以失败告终，因为企业只要迁到另外一个管控不那么严的州，就可以避开本州的限制。和1895年的糖业托拉斯案一样，这部法律在最高法院遭到质疑并且被宣布无效，垄断也因有了法律依据而得以进一步发展，“大财阀”无拘无束地走进了20世纪。

企业得到巩固发展的同时，美国却没有迎来劳工组织的普遍增长。这更是给反移民情绪煽风点火，因为在这个已经被种族对立撕裂的国家，实质上正是由于劳动力多以移民为主，才导致美国无法形成像当时在欧洲普遍存在的那种工会和行业组织。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尝试过去建立工会，而是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来自各个国家的陌生人发现自己很难和别人团结在一起。1869年在费城创立的劳工骑士团秉承安德鲁·杰克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等前美国总统信奉的价值观，宣扬了一个不同版本的“财富的福音”。

骑士团实质上也在回顾从前那个人人都可以切实为自己做主的年代。在他们的理想世界里，就像林肯在1861年提出的那样，劳动不仅“先于资本、独立于资本而存在”，并且本质上也是“优于资本”的。在这个世界里，“自由雇佣的劳动力不必终身都禁锢在这种处境里”。林肯期望“节俭的穷人在为别人劳动、领取薪酬一段时间之后”，能够转成“为自身利益而劳动”，这种期望一直到19世纪末期都是许多人的基本信仰。正如林肯所言，这个梦想“为所有人开辟了道路——给所有人带来希望、能量、进步和境遇的改善”[23]。起初正是林肯式的希望与梦想将众多的移民引来美国，然而在这里，大多数人遭遇的却是洛克菲勒的垄断现实。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这个版本的美丽新世界，有些人也试图迎头而上。1881年，更加实用主义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并很快取代了劳工骑士团，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几乎一直在持续爆发劳资纠纷：从1877年的铁路罢工事件，到1892年的秣市骚乱事件、卡内基霍姆斯特德炼钢厂罢工事件，再到1894年更著名的普尔曼罢工事件，人力和机器之间冲突愈演愈烈，而处于这些冲突中心的正是移民。这个政治舞台上甚至短暂出现过一个政党——平民党，又称人民党——既质疑大财阀的崛起，又呼吁限制移民。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似乎就在商业和边境两个方面。有人提出，只要管控好两者，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在一些人看来，19世纪晚期，劳资关系和移民限制问题上爆发的冲突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例如社会学家西蒙·纳尔逊·帕滕（Simon Nelson Pattern）就认为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美国的“公民本能”还处于“萌芽”阶段。对于整个美国来说，这个问题在城市和边境地区的各个种族和阶层中广泛存在，也在关于美国主义的持续论辩中形成了互相对立的声音。每一个“美国的阶层或者地区都越发意识到在自己的标准以及那些发展较低的阶层的活动和发展趋势之间存在着一种对立”。他指出：

南部有黑人，城市里有贫民窟，有组织的劳工中间有工贼，禁酒运动里也有酒鬼和酒吧老板。美国体制的捍卫者害怕无知的移民，工人不喜欢中国人。对于那些有适当资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人，只要他所在的阶级是人们希望限制或者排除在外的，那么，这个人就会被区别对待[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