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11/12页）

1916年2月，当卢森堡从巴尔尼姆街的女子监狱获释时（这次只被关押了几个月），千余位支持她的女性当面向她表达了敬意。她们因为她而聚集在一起，此刻则簇拥着她回家——那里早已被她们用礼物填满。“精心栽培还附赠了花盆的花朵、各种亲手制作的点心、罐头食品、水果蛋糕、茶包、肥皂、可可、沙丁鱼和最好的蔬菜——应有尽有，就像在熟食店（真正可靠的生活，是一切都经过烘烤之后，封装进罐头，由女人们保管）。”“当你看到这些支持我的女人的时候，”她写信给蔡特金，“对你来说这大概是难得由衷的快乐。”而在同一天的晚宴上，这些女人中的代表告诉卢森堡，示威游行活动已经被“完全自发”地准备妥当。她们热爱她，因为她“敢于与党的领导人针锋相对”，同时因为这样的原因，那些党内的高层人士其实更希望看见卢森堡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非平安出狱。这些女人早已将卢森堡的声音与观点视作完全正确的言论，而卢森堡自己则感到遗憾，因为这似乎成了她能量的源泉。但她到底还是一个被淹没者。她思索着，写信给蔡特金，想要以“令人蒙羞的号叫”寻找解脱，但最后慰藉她的，是考虑到自己不过是“人们悬挂、标记因个人挣扎而衍生的普遍意志的一根木杆”。

卢森堡与女权主义的关联是复杂的。这并非由于她作为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犹太女人的独特身份。正如奈德尔提到的，对于女性问题，她想要的，既不是“要求特权”，也非“承认弱势”——好像不管怎样，女性本身就意味着不公正的存在。尽管自身遭遇了如此多的歧视，但卢森堡依旧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你打算来参加妇女大会吗？”她1911年给露易莎写信，“我可是个男女平等主义者！”她最好的朋友克拉拉·蔡特金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妇女运动的领袖，同时还是《平等报》（Gleichheit）的编辑。1911年第一次国际妇女节，正是来自她的背后策划。“你打算何时给我寄一封信，详细探讨一下妇女运动的事情呢？“1911年卢森堡给克拉拉写信道。而除了是生活上的知己，无论是关于战争，还是修正主义，两人在党内所有的主要事务上永远都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真正的战友。于是她们自然也成了那些“更希望看见卢森堡一直被关在监狱里，而非平安出狱”的厌女症患者的攻击目标。在1919年卡尔·考茨基写给倍倍尔的信里，他指出：“这两个女人，正打算发动威胁到党内所有主要的攻击。”（这好像是说，即便是在革命斗争最核心的地方，女人反倒成了最可怕的敌人）。1918年，卢森堡恳请克拉拉在《红旗报》上为女性写些什么。“这（问题）已经变得愈加严重，但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了解究竟为何会这样。”而随后，当事态愈加紧急，她开始央求克拉拉创办一份双周、每周，甚至是每日发行的妇女报刊。“每一天的流逝都是一种罪过。”

于是，人们通常以为卢森堡对女性问题的看法是滞后的，尤其与她激进的革命观念相比。然而这显然是种误读。事实上，自1902年到1914年，她对女性问题的探讨贯穿她整个政治生命最活跃的时期。期望实现女性权利全部解放，是她离开波兰社会党最主要的原因。她将女性政治权利的匮乏看作“死去过去的残余物”，将保守派的主张看成“披着神权主义外衣的王权的复辟”。她很清楚，对于她的反对者而言，女性解放无疑是兼具了“惊骇”与“厌恶”的事情——她自己便亲历过不止一次由于女性的过多质询，而使男权主义者们产生本能的厌恶。但这种伸张，对于她而言又是一次“大胆且宏伟的冒险”。它势必将带来“一股强劲而清新的风”，“清理干净当下令人窒息的陈腐空气、庸俗的家族生活，使它准确无误地实现自我擦除——甚至在政党成员、工人、领袖之间也同样如此”（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久病在床的老人害怕任何一丝凉爽的风”）。也许是尽管渴望家庭生活，却从未真正置身其中的缘故，她认定所谓“资产阶级女人”将拥有的特权必定是个陷阱：“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女人，她的世界不过是一间房子，而对于无产阶级女性，她们拥有的则是广阔的全世界。”资产阶级女性是“社会躯干的寄生虫身上的寄生者”。无独有偶，在1911年问世的《妇女与劳动》（Women and Labour）这一论著里，英国女权主义者奥莉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同样使用了“寄生虫”这个比喻，来形容资产阶级女性的生存状态（她们的地位将比工人身份的女人更加低下，甚至还不如平民阶层的女性）。

卢森堡并不认为女性解放运动需要依赖合适的时机。在她看来，女性在由男性主导的现实政治中赢得平等地位是必然的事情。女性的压抑是“桎梏中人们的遭际的一个分支”。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解放斗争要为阶级斗争让位——人人都应当是自由的。这同样也是今天的“后女权主义”需要注意的根本性问题[15]。万事皆相关，这句格言同样体现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之中——如果忽视这世界肆虐的不公与邪恶，女性解放运动显然就是一纸空谈。

最关键的，是卢森堡坚信女性的政治参与，将为其带来一种道德上的推进，一种不同以往的印记与心灵品格。她在她1907年的“致国际社会主义妇女大会的信”里写道，只有女性才能恢复社会主义的道德模范地位。在这封信最后，她希望社会党国际局（International Socialist Bureau）可以重视克拉拉的女权运动报纸《平等报》——尽管这提议始终也没能实现。她坚持，国际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不能以一种“纯机械化的方式来完成”。

女性平等的实现也就因此成了卢森堡一个迫在眉睫的课题。正如我们在她给她的女性朋友的信件里，以及在这一章的叙述中所看到的，这释放了她最饱满的生命激情。与此同时，她也触发了她最旺盛的生命力，生发了有关生命意义与目的的思考与反馈：她向玛蒂尔德·乌尔姆论证如何成为自己；给索菲亚·李卜克内西讲述“水牛的故事”；告诉露易莎·考茨基真正的生命应当“穿透屋顶”，飞向无穷；和亨丽特·罗兰·霍尔斯特探讨灵魂本身无尽的可变性。似乎她的使命，就是和这些女人探讨没有答案的问题——似乎这些讨论，也只是她为了自己的思考搭建的临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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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卢森堡在1919年被杀害时，整个欧洲局势已经岌岌可危。这片大陆即将成为那些被她所厌恶并努力想要击败的罪恶的牺牲品，正义无反顾地走向一个无比黑暗的未来。我们通过回溯历史才得知这些真相，但在我们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记住，在她的时代，并没有一个如她一般的先驱，为她照亮通往真相的道路。她思维的清晰是空前的，而她所仰赖的基础又是如此脆弱——那基础仅仅是自由与内心的不可知之间的联系（“我并不知道成为人的方法，我只知道想要拥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往往需要孤身一人”）。正如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个厚颜无耻地拥有了过多身份和与外物联结的人，往往不会走得太远。对于那些信仰卢森堡的女性，她们或多或少会在生命中或是思想上制造一些令人吃惊的内容，而她们中的每一个，大概都直接或间接地从卢森堡的著作中汲取了养分。卢森堡是对这世界不公最杰出的讽刺者，我在这里要举出最后一个例子，而这个例子同样与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有关：她曾在自己1912年的演讲“女性的狂暴与阶级斗争”中，质询为何音乐厅里的“用双腿为老板赚取利润”的舞女就是优秀的劳工，而靠着双腿不停奔波，操持家务的广大妇女就不是呢？我们或许可以猜测，她在这里谈论的是钢管舞[16]。靠着“女人的双腿”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卢森堡用自己的语言，谴责了那当时再普遍不过的“下流的牟利方式”，展现了那在兴奋与厌恶的战栗中，自愿担当为世界贪婪所献祭的“贡品”的悲哀。如果她的表达“野蛮而疯狂”，那也正是她所坚持的——她正是希望将这“野蛮与疯狂”的现代世界的真相揭露给毫不知情的人们看。而这和我们道貌岸然的所谓文明世界相比，显然是不得体的。于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真的要向这样的世界宣战，卢森堡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承担的，是自己会一点点变得疯狂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