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9/12页）

倘若舌头永远忠于声音，

而声音也忠于思想，

那么有限的语词究竟如何，

才能描绘思想的无尽光芒？

语词的欺骗性，正是发端于思想的无尽和耀眼，“你们知道我的意思吗？”她向朋友们恳求答案，可当她正站在自己失败的碎片上，想要窥探真实的自己时，他们又怎能知晓答案呢？

在精神分析学里，我们神志清醒地“背叛自己”，其实并不是什么咄咄怪事，因为我们的内心，总有一部分内容在“主动逃逸”。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里有一个重要的论点：所有的梦境，终将不可避免地堕入未知的深渊。而把握真实的唯一机会，是让自己的心灵肆意漂泊，去往它想去的地方。弗洛伊德曾表示，“对于那些我们想要通过解析得出结论的梦中思想，并不能得出其本真的样子，更无法得到一个确切的终点。它们必然会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我们纵横交错思想的世界里偏转方向，离开我们既定的解释。”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这一理论套用在革命或是大罢工之上。卢森堡的版本是这样的：“它们就像是让整个帝国起落不定的惊涛骇浪，最终却会分割成一条条细微的溪流；像是从地下喷薄而出的新鲜泉水，最终却必然要走向枯涸。”而艾赫达芙·苏维夫（Ahdaf Souief）则写道：“革命就像是处在泛滥期的尼罗河：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那开始于一年前1月25日的革命[10]，已经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它在某些空间内十分猖獗，以平稳的方式在人们彼此间流动，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没有人可以从它的影响中幸免。”

对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说，其中一条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原则，是使病人可以自由联想，说出脑中那些奇异且不可预知的真实。但这也决定了精神分析只能针对病患施用。因为这些内容很容易扰乱一个正常人的思维秩序。但弗洛伊德的工作表明，人心不可理解的本质，使其自由变得十分必要。克里斯托弗·博拉斯曾说：“自由联想这一手段，颠覆了精神分析师自身的权力意识。”（我们可以把这句话和苏维夫的“人们拼命想用堵塞和阻抑来遏制它的漫延”来作比较。）而这种新的思考方法，解放了“传递的可能，使之趋向无穷”。这接近于卢森堡对露易莎·考茨基的观察：无穷（与“一颗严整的实心球”相对）。伴随革命而来的，是“揭开盖子”的冒险。但这世界必须容许分崩离析的可能，因为也许只有这样，它才可以重获新生。卢森堡的第一次惊讶，大概是在她发现大多数受难的国民为战争投上了赞同票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想要走得更远，“所有这一切都将要土崩瓦解”。弗洛伊德的写作大致是和卢森堡同时期的。而在无意识之外，卢森堡完成了自己的壮举——在我看来，她揭开的是约束私人与政治生活的双重“伦理盖子”。

卢森堡与列宁的争论同样发生在这一时期。奈德尔在自己关于卢森堡的传记里这样写道：“和那个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人们所面临的道德与政治灾难深层次原因的罗莎·卢森堡不同，列宁只关注问题的规模，对于卢森堡，他也仅仅注意到她卓越的力量可以肩负更重大的使命。”比起粗浅的野心，卢森堡提供的是一种“去情色化”的革命，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尽的革命欲望”。绝非巧合的是，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者最近认为，尽管女性往往会压抑自己的性欲，但女性的性欲其实也是无尽的（这同样是不必去考虑所谓规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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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超越了极限的杰出人物，还有一个十字路口在等待着卢森堡。当她藏在老农的破马车里离开波兰时，她便开始了自己反复穿梭在各个国家之间的生命历程。当她随后来到德国，她“带着成捆的家信，一份把她写成波兰人的来自党的证明，以及一份结婚证书，将她的国籍从俄国改写成德国”。可究竟哪里才是她的归所呢？“可预见的是，”艾廷格写道，“在波兰社会党看来，卢森堡的犹太身份，必然将使她无法正视波兰人们真正的需求与愿望。而在1970年，卢森堡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研讨会上，同样的问题再一次被提及。"1910年，波兰民族主义报纸《独立意志》（Independent Thought）甚至称她的腿疾是犹太人血统卑劣的标志。

然而在伍尔芙看来，这种无归属或许是一笔无形的资产，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而言。而在阿伦特笔下，卢森堡是来自“一种普遍的人性和真正的、几乎幼稚的对社会差别和种族差别的轻视，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世界。“卢森堡的国际化视野，其中的一个方面，”奈德尔写道，“是更热衷于外来文化。”“我确实看到国际化的趋势正在加强，”卢森堡在1904年写信给亨丽特·罗兰·霍尔特斯，“而这本身，也将成为克服人们偏执与愚昧的一种手段。”在她生命的末期，在布雷斯劳监狱里，她翻译了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柯罗连科[11]的自传《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AHistory of My Contemporary）。在译者序中，她写道：“身负三种民族主义的侵扰，这天生的矛盾，使得柯罗连科选择逃向普世的人道主义。”歌德的“兴趣普遍主义”是卢森堡的理想。这里有一个值得探讨的类比，就是将此与精神分析联系起来。对于无意识者，国界是没有意义的。弗洛伊德从来都不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他的观念里也没有任何欧洲中心论的影子，所以他的普遍主义，其实也是一门被后来将精神分析学称为是“德国的”，并且——或者，是“犹太人的”学问。民族主义给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带来了巨大的阴影，而革命理论的发展和传播同样也往往会受它的蒙蔽。于是，弗洛伊德曾对自己取得成就的原因做过一个著名的总结：因为他是个犹太人，而犹太人往往生活在偏见里，自然不难归纳偏见产生的原因。

对民族自觉的反对，是卢森堡与列宁（但并非是只与他一个人）争论的焦点。而这同样可以用精神分析与革命理论之间的对应来理解。波兰社会党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使得卢森堡和约吉谢斯不得不选择退出，并在波兰和立陶宛王国另立门户，于1893年建立了社会民主党。“整个民族成为一个共同的政体，"1908年时她总结，“根本没有可能。”尽管曾为犹太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媒提供过一篇文章，但卢森堡从未与他们建立过联系。而这份名为《同盟》（Bund）的报刊，所致力的是犹太民族作为少数族裔的身份认定，同时也得到了约吉谢斯的支持。这也是他们之间政治观念分歧的一个例子。卢森堡并不愿意将犹太民族作为一个特定的族群来看待。“通过强调犹太人的受难，你期望得到什么呢？”在她1917年写给乌尔姆那封颇具争议的信里，她写道，“那些在普图马约[12]橡胶园里贫苦的受难者、那些在自己家园生活却成为外来的欧洲人捕猎游戏道具的黑人，我反倒觉得他们离我更近……我并没有为‘犹太人’这个词在心里留下一个特定的空间。我在自己的家里，却不妨碍我感知世界其他地方的乌云、鸟儿，以及人们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