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10/12页）
可无所谓怀抱怎样的观点，她终究还是成了反犹主义者攻击的对象。甚至在自己的党内，她也饱受这种攻击的侵扰。在1901年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沃尔夫冈·海涅（Wolfgang Heine）宣称，那些来自东欧的犹太移民（当然包括卢森堡），就像是“在我们的客厅到处吐口水”的不速之客（这也让我们想起阿德勒的告诫“不要让这个女人在我们的汤里吐口水”）。回顾她的一生，德国政治家古斯塔夫·诺斯克（Gustav Noske）指责她和她外来性的主张使马克思主义蒙上了一种神秘主义色彩。这种“秘密社团”或“不传之秘”的比喻，成了反犹主义者又一种经典的说辞。到了1919年，诺斯克担任防务大臣，负责镇压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如果说他的反犹主义倾向不曾对他关于逮捕和杀害卢森堡的命令产生影响，显然有些说不通。
然而，如果我们断言卢森堡对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看重，似乎又是有些片面的结论。她拒绝将德雷福斯事件[13]视作一起单纯的“犹太事件”，而是将它看作一次犹太人以社会主义与军国主义、教权主义的对抗。而这尚且不是全部，她的信件里总会出现很多意第绪语的表达，尽管她曾不止一次使用“犹太佬”这样带有污蔑性的称呼。而根据洛瑞·卡索尔（Rory Castle）最近的发现，她曾在1910年的文章里谈论过反犹主义。在她看来，反犹主义是“继大屠杀之后，最能体现人类政治观点的落后与文化里无法革除的原始印记的标签”。如果说她确实曾主动为自己的犹太性申辩，那么她的犹太性却也是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回归。尽管她和她的家人曾努力试图融入非犹太世界，他们却都不曾遗弃自己的犹太身份。她的父亲爱德华是扎莫什奇当地改良犹太社区的领导成员，同时在各项事务上都很活跃。我们或许可以将她的犹太性回归看成一种“被给予”。正像阿伦特曾将此放入她与哥舒姆·舒勒姆的著名对话之中，这其实是她生命里“显而易见的事实”之一。在那本《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她还曾将社会主义的反战倾向，比作“摩西引领犹太人走出荒漠”的壮举（她又一次对马克思进行了改写）。
她同样表现出了不凡的预见能力。在她于“一战”期间写给索菲亚·李卜克内西的信里说，俄国国内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德国的大屠杀或许即将开始。而在《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的序文里，她指出：“在东欧，人们往往会把犹太人作为恶的典型来对待，这也是人们偏爱的话题，但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他们是否可以始终扮演自己故事里那个无辜却受害的角色呢？”《尤尼乌斯》小册子则是以一句有关战争、残忍的副歌歌词作结：“德意志高于一切！”[14]——只是这句歌词究竟有多残酷，她还不能完全知晓。每每当这个旋律响起，法国、德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的士兵与工人们就要蹒跚着“跨过自己的坟墓，在每一只带来死亡的胳膊上打下方便前进的抓钩”。在卢森堡看来，民族主义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暴力。战争教给她的一件事情，是看透“爱国心”可以变得多么面目可憎。而在阿伦特的书写里，她的世界主义与深深的犹太身份认同（多数离开波兰政党的非民族主义者大多也是犹太人）是自相矛盾的。在阿伦特眼中，这种包容的、无边界的理念成就了她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身份，并且始终在“世界上其他的多种命运”之上热情投入，直到生命尽头。这同样意味着，她具有看透战争的一切虚伪掩饰的能力。“令所有民族都只在耻辱发生在他者身上时才承认耻辱的存在，是资产阶级的伪善的一种扭曲形式。”在《尤尼乌斯》小册子里，她给出了这样的结论。
如果说自由，就是自由地去思考“额外之物”，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对于自由，还有这样的隐藏性障碍：人究竟愿意给怎样的人自由思考的权力（而不是以污名化作为对他们进行翦除的暗示）？所以无论会带着她走多远（直到极限），卢森堡的普遍主义，其实是她足够坦率的另一个侧面。于是因此，她又一次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一个急匆匆要去做要紧事的人，”她在斯巴达克派的《红旗报》（Die Rote Fahne）上撰文道，“势必将因不假思索地踩死一只虫子而犯罪。”“我大概并不比一只瓢虫更重要，”她在1917年于监狱中写道，“而伴随着我自身的无意义，我感到无比快乐。”她将1891年那场所谓“依照《圣经》”降下的大饥荒，直接归结为沙皇政策的后果。她引用了一位向官方提供证词的牧师的话：
最近的三年，歉收始终在悄悄逼近，不幸之事也格外频繁地降临在农民们的头上。这都是害虫作祟的结果，草蜢吃光了谷物，爬虫附着在上面，而瓢虫则负责“打扫战场”。这收获对田地造成了巨大的损害，而种子还未及发芽，就已经在地下焦渴而死。谷仓空了，面包也无从寻找。动物们的叹息和失败，牛缓慢地走，羊死于口渴和饲料匮乏……无数的农舍和树木为频发的火灾而苦恼。一道火墙和浓重的烟雾包围了我们……用先知西番雅的话来说，“我将摧毁大地上的一切，主如是说，人、牲畜、野兽、鱼和鸟无一能幸免。”
有多少野兽葬身火海，又有多少海鱼在浅滩奄奄一息！麋鹿在林丛中奔命，浣熊和松鼠则难逃一死。天堂也变得贫瘠，坚硬如矿石；雨露不再降下，只有干旱与山火在大地上肆虐。果树枯萎，那花与草也不能幸免。覆盆莓不再成熟，而原本遍及山野的黑莓、蓝莓、蔓越莓已难觅踪影；沼泽与湿地已然干涸……苍翠的森林、新鲜的空气、散发清香令人心旷神怡的冷杉……这一切都去了哪里呢？这一切都已经不在了！
在这充满剥削与原始盲目性的世界上，倘若它那充斥在人与自然间的微观的残忍真正展现在一个人面前，那么他恐怕很难不去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能仅仅关注人类自己：“我们的‘嗜血罗莎’，几乎是在工作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蔡特金写道，“只是为了能让一只毛虫改变主意，让它以全新的方式获取食物，而不再以错误的方式。”“而以泛神论的观点看，（她）承认这世间所有生物体的统一。”
1917年11月的一天，卢森堡正在布雷斯劳监狱的院子里散步。她注意到负载军需供应的不再是马匹，而是水牛。而仅仅在布雷斯劳监狱，就有一百多头这样的水牛。野生的水牛来自罗马尼亚，它们“习惯了自己的自由”，而此时却不得不“在得知战败的消息之前，就要忍受失败的可怕后果”。由于不堪其辱，很多水牛用不了多久就暴毙而亡。当她看到一个士兵为水牛的惨死而苦恼时，这种同情心大大吸引了卢森堡的注意。“当我注视着这野兽般的恶棍，而他也看向我时，我便忍不住要流泪，可这泪水其实本应来自他自己那缺失的悲悯之心。”扭转这种多愁善感的还是身份认同。卢森堡并没有如旁观者一般，不时为悲惨景象付出哀号与悲叹作为回应，而是将自己置于这些恶棍同等的位置。她无从预知自己两年后被人用棍子狠命殴打，致死后又被抛尸河中的恐怖命运，但在监狱里，她从未失去自己的钢铁意志。这士兵在院子里大摇大摆，自顾自地吹着口哨，惬意地复制着当时流行的旋律，“而一幅不可思议的战争全景图也随之出现在我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