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8/12页）

我们不难把她经历的情感旋涡，与日后对列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约吉谢斯是她的指导者，在两人整个通信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始终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贴切的形容：“老师对待他宠物般的学生”（艾廷格在翻译这一部分时使用了波兰语的直译，即“男校长”一词，从而使这一论断与日后她对列宁更强烈的直接批判有了联系）。约吉谢斯甚至是充满暴力气息的人。当卢森堡开始与克斯特亚·蔡特金交往时，他甚至扬言要杀了卢森堡。这并非只是一次威胁，有一次，他尾随了卢森堡，并朝她亮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在分手之后，他还一直坚持要保留两人曾共同居住公寓的钥匙。约吉谢斯这一系列过分的举动，像极了极端的权力在“守夜人国家”的所作所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卢森堡身上，激情——例如在政治领域，对于自由而言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神护佑的，是那些不带有激情的自由人。”她在给自己最后一个情人汉斯·迪芬巴赫（Hans Diefenbach）的信里这样写道。这封信也是为一次运动提供的“遥控指挥”，由于此时的她已身陷囹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从不会对他人的幸福与自由虎视眈眈。”事实上，她又指出，“这其实与激情没有关系。我有足够的激情引燃一片草原，却也可以始终保持自由的圣洁，并对他人给予单纯的祝福。”“你必须让我以我喜欢的方式，做我喜欢的事，”在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前夕的信里，她指出，“我过的是井然有序的生活，我必须活得像我自己。”真正的激情是不考虑回报的。就像是民主，它从不承认控制或是主宰。它使人人得其所。“当我离开了列奥·约吉谢斯，我仿佛得到了重生。”

在此时，我需要澄清，关于为何我认为大多数看待卢森堡的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联系的观点都是误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到，这些信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展示了一个女人在革命的不屈意志。比如，就像他们2011年出版她的信件时导读文章所用的题目，卢森堡是“感性且充满笑容的”。当然，没有什么会比卢森堡信件中的那些文字更富感性，而她的笑容和她其他的东西一样，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笑容，”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这样写道，“可以使人们找到一个不需要出卖灵魂，就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这同样可以作为女权主义的一大信条。让我们想想马提尼克岛上那鄙视、嘲笑“哭泣的食肉者”的皮里火山。当法兰克福的检察官以她“必然要危害社会”为由决定在1914年“预防囚禁”她时，她表示：“我相信你，你可以逃跑；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会。他将坚持自己的作为，并嘲笑你的审判。”在这点上，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有关卢森堡将反讽的玩笑升格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艺术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但我并不接受艾廷格有关罗莎·卢森堡强硬的政治理念与活动是在弥补她私人生活的不幸这一观点。我并不认为她的私人生活是失败的。我无法苟同彼得·奈德尔将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后的生活看作“失落的时光”。但我也并不认同艾德丽安·里奇的看法——女人“应当以工作作为她们的生活重心，无所谓伴侣的去留”。我们并不需要在爱人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重点并非是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孰轻孰重，而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正是借此，卢森堡在那黑暗年代所醉心的事物——像马提尼克，像革命，最终将她的灵魂带到了政治的表面。

“为什么，”卢森堡在1907年写给克斯特亚·蔡特金的信里说（她此时正在伦敦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我要再一次投身到充满危险与恐怖，并且我已确信自己势必将会迷失的状况之中？”如果政治对她是一种时刻的折磨，那它同样也是一种冲动。她对有关约吉谢斯痴迷政治事业的申斥，同样也适用于她自己。这种自觉是不同寻常的。而正是这种不同，使卢森堡调动了自我内心全部的手段，来确保自己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在给蔡特金的同一封信里，她描述了“一种模糊的渴望”，“深深地”使某个地方活跃起来，一种对“尖锐和弦”的渴望，驱使她“投入”到伦敦黑夜的旋涡之中。伦敦的夜晚，永远有多到让人惊讶的醉汉，和看起来“丑得吓人或有伤风化”的、正在尖声叫卖的卖花姑娘。这或许也是卢森堡对后来弗吉尼亚·伍尔芙创作的《街道的困扰》（Street Haunting）和朱娜·巴恩斯的《夜林》（Nightwood）的启发（我们总有多种称呼来针对“守夜人”）。有一个带有安慰性质的传说，人一旦打开了内心的大门，就会被光明淹没。但事实恰恰相反——冒险行为的重点，正是在于你永远无从知晓每一条路通向何处。卢森堡所遭到的诱惑，正是来自生活里不可控制的部分。我认为这大概并非巧合——这渴望不安的灵魂，命中注定般地遭遇了无从预料的革命。当我们从最深刻的洞察入手，介入她的“两种生活”时，我们会发觉，她所寻求的，其实是同一种渴望。

左翼人士经常会争论“黑暗而脆弱的心灵生活是政治的对立面（实际上是最大的威胁）”这一命题。但通过卢森堡的生平，我们大概可以将它看作政治生活的阴影，或是“侍女”——一个在主人身后永远默默无闻的追随者。当我们从卢森堡的信里发觉她那通过自己并不愿意触及的内心部分的道德自我认知时，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并非有多不寻常，因为她总是对自己保持着不满。卢森堡太了解创造力与精神痛苦之间的联系了（那会导致“不断的痛苦与煎熬，但创造力是一种社会责任”）。考察她患有某种精神疾病的可能性——更确切地说，是被约吉谢斯逼疯——她描述了这种“仿佛通过附在屏幕上的描图纸”想象与感知所有事情的感觉，所有的思想都在“疾驰而去”。而在其他的某些时刻，她描述自己的生活，就像是在写其他地方发生的事。“我不在此处”——精神分析学中将此称为“另一种场景”，是无意识的一个阶段，也就是她所体验的“远离、穿透屋顶到达的其他地方”。

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想象之一，是他借用可改写的书写纸，将精神活动描述成一系列可无限擦除的痕迹。而心灵，正是由它自己的改写组成的。它无法被限制在唯一的场景之中。正因如此，一个人并没有办法完全了解自己或是别的什么人。卢森堡曾哀叹自己几乎不可能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但尽管如此，她还是在尝试即便在最亲密的朋友之间——由于语言时常造成的误解——也极度困难之事。我们无法捕捉这样一句话的真相：“一个人或许可以轻易理解一个实际的词语，但如果我说‘光明’，"1898年她写给赛德尔夫妇，“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吗？”而在此两年前，她在一封给约吉谢斯的信里也提到了想死的话，那是被包含在她引用的自己最喜欢的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的诗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