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6/12页）

巨大灾难之后，往往会产生全新的局面（灾难往往不只是灾难，失败也不只是失败）。前文曾提到，卢森堡将罢工看成一种积蓄已久的力量爆发，并“溢出”到政治领域之中的状况。1902年，马提尼克岛上的皮里火山发生大爆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浓烟围绕着山峰久久不散，岛上尸横遍野，蒸汽与烟雾弥漫的火海包围了岛上的每一个人。”“在消失城市的废墟上，”卢森堡在当时见报的评论中写道，“一个无人知晓、素未谋面的客人已经抵达——那还是人类自己。”正所谓天怒人怨。在卢森堡看来，这场灾难很像是地球对这世界上粗鲁野蛮的人类的报复（她的话语引发了阿伦特的共鸣，启发后者发现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她十分鄙视政治家们一面在灾难发生时争相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怜悯，一面却热衷于宣扬君权式权威，不惜以流血战争手段镇压反对者的行为：“皮里火山，你这伟大的巨人！你可以肆意大笑；你可以尽情鄙视你脚下这些面容亲切的谋杀犯，佯装哭泣的食肉者！”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伴随着2011年埃及骚乱而来的，是在日本发生的毁灭性大地震。

人类有关政治的认识显然是无止境的——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的追随者贝尔托·布莱希特日后也提供了一些证据[7]。在卢森堡看来，那火山时时发出咆哮，嘲笑着人类的意志，但“那地球的领主们，却凭借他们的智慧，始终坚定信念，不曾动摇”。历史中总不乏被欺骗者。卢森堡谈论了傲慢，而傲慢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霸权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束缚。出于同样的原因，奴隶制最大的罪恶便在于“将奴隶们排除在精神生活的大门之外”。卢森堡在1907年的一篇文章里，以一个承诺作为结尾：“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是共有的财产。任何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获得知识。”而那些所谓的领主，就像党派政治中的独裁者与他的拥护者们一样，以为知识是他们的私有物品——这显然是个致命错误。

这大概也是她如此热心教育事业的一个原因。尽管她最初并不愿意从事在党校教书的工作，但后来她发觉，这份工作是她一生里最具创造力的活动（这同样促成了她多部重要作品的问世）。教育，尤其人文学科的教育，是对暴政最强有力的反驳。她曾在波兰接受过短暂的人文教育，那时有关革命的文章已经只能以走私的方式从俄国偷运过来，而人文学科的教育也大多只能转入地下（而在现今，我们同样要对人文学科的被孤立与经受的威胁有所警惕）。对此，她的传记作者艾廷格写道，这意味着人文教育获得了一种使人在“精神意义上幸存”的功效。“我们需要确保每个学生都清楚，”在1908年的纽伦堡，卢森堡在一场关于柏林学校的讲演中强调，“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早已完备的理论，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持续学习，直到终老。”政治也可以作为一种始终持续的学习行为。学习将会为革命增添色彩，终结大众那无法自我控制的生活。这或许就是保守的政客会选择大幅削减人文学科教育投入的原因——也许他们都曾仔细研读过罗莎·卢森堡。

或许卢森堡从未有意成为革命伟人，她只想做一个革命理念的传播者。她曾阐明，这世上最卑鄙的诽谤，莫过于声称工人大众根本无法驾驭“精神生活”。而这种理念的后果，其实与制造了无数死亡的战争并无二致——它蒙蔽了大众，制造了无法挽回的“精神黑暗”。也许甚至正是某种理念的“分析专家”在“以非凡创造力下的实验手段，制造了大众之间自发的阶级斗争”，卢森堡在1904年有关列宁的批评中指出，“而无意识者总能胜过那些神智清醒的人”。这并非纯粹意义上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无意识”［尽管她使用的术语“无意识”（das Unbewuβte）来自弗洛伊德］。通过描写这种无意识，卢森堡实际上是希望阐明一种“客观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而历史往往被掩盖在政治现实之下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实是不言自明的。这也正是对政治势力与智识对立的解释。但格奥尔格·卢卡奇却不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可靠的政党可以成为知识与真相的提供者——这是他与卢森堡最大的分歧。但卢森堡从不相信这一点。正如她在1899年写给约吉谢斯的那封著名信件里所写的：“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规旧俗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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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本章一开始的问题——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的回应，卢森堡曾在自己最著名的宣讲中这样阐释道：“自由，就是被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用德语来表达则是“持不同政见者”——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思考，与常规格格不入，持异端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更进一步总结——也许并不准确的“有意识思考”。那么，允许了自由思考，譬如允许革命理念自由扩散与传播，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在卢森堡看来，“思考是人们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另一种方式”——这也被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里用来描述多丽丝·莱辛（Lessing）。在卢森堡1907年给自己年轻的情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的儿子，他们的交往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反对）的信中，卢森堡抱怨了自己的失意，因为她觉察自己似乎正在失去思考的习惯。在2011年出版的卢森堡书信集里，编者在“思考”这个词前，加上了“系统或是集中”作为定语，但原文确实只有简单的“思考”一词（对于阿伦特而言，行动与思考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实现自由的两大支柱）。对于卢森堡而言，思考是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因为它不受任何资质上的束缚。以思考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抵达任何地方。

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得到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既是她遭到忌恨的来由，却也同时是她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她超越了人类思想的限制，以超出世俗政治本身认可的方式驾驭了它。在拉康著名的话语理论中，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看作需要单独分析的一类，因为对于歇斯底里者而言，他们思维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薄膜几乎透明，以至于接近临界。我并无意苟同那些将卢森堡称为“歇斯底里者”的恶毒咒骂——她短暂的生命时光里还经受过比这更恶劣的侮辱。事实上，拉康对“歇斯底里”的诠释更像是一种称颂：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特质，体现为一种更接近于灵魂真实的纯粹。但这种特质对于卢森堡来说，又掺杂进了她那由于个人身份决定的怪异：一个波兰裔犹太女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她要责无旁贷地将政治思考当成一种任务，寻找事情的真相，以卓绝的工作，解放她在1917年给露易莎·考茨基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有力的、不可见的、烈焰般的力量”。卢森堡甚至认为，所谓的“政治气候”，往往是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变化的。“一个称职的船长，应当有能力凭借水面最细微的变化为他的船队指引方向，但却无法知晓何时狂风暴雨将至。”在1917年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给玛蒂尔德·乌尔姆的信里，她这样写道。高尔基的《在底层》，是她最喜欢的戏剧。她曾在柏林看过两次，并且给蔡特金写信说，只要资金允许，她还会继续看下去（高尔基也曾赞美她是一只在革命浪潮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风暴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