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4/12页）

筹办和进行国民代表大会，始终是布尔什维克所醉心的一部重头戏。但随着俄国革命成功伴随的权力获得，人们开始对它并没有那么热衷了。而民主的冒险性在于，它往往会导致一种“多人合作的错误结果”。对于列宁，十月革命后的选举，那些“农民选民”统统都回归到了民粹派[3]和克伦斯基[4](Narodnik and Kerensky)的阵营，而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分子及公民大会的支持者也进一步表明，民主在革命之后是受到限制的。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由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权力中心，同样有悖于工人委员会参与政治的初衷。卢森堡承认议会制的价值，但她同样认为这种权力的让渡对于民主是一种损失和背叛，甚至隐藏着令民主流产的危机。她援引托洛茨基的话，“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有关民主实践的偶像崇拜也是不被允许的，”而她接着又补充，“于是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也同样是荒谬的。”对于卢森堡来说，民主的关键在于思想的自由（这便是偶像必须被禁止的原因）。在1907年一场斯大林在场的公开演讲中，她描述了一种对《共产党宣言》的盲目崇拜：将其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伟大思想。而在某些时刻，她认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是重病在床的老人，害怕一丁点新鲜的微风都会带来致命的危害”。她始终坚持，在不平等漫延的时刻，普遍民主不过是个幌子。那样的处境中并没有民主或社会主义的半点存在。她那不可妥协的政治目标也强调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一切天生缺陷的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对于实现民主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对于一个新兴的政权而言，政治生活中的人民，与代表制中的“代表”一样，都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成长的。而托洛茨基的决定，显然瓦解了这种可能。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决定往往是预示政治局面即将要走向崩溃的丧钟。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定格，使人民永远停留在“此时此地”，就像是星空图展示的“天体始终不是我们朝它注视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它们从无限的远方向地球发出光信息的那一时刻的样子。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间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以及他们之间持续的交互影响，在这里都被否认掉了”。革命的规律与天体运行在很多方面是极相似的。卢森堡同时也是善用比喻的语言艺术家，在她的一封书信里，她描述一只在她牢房窗外飞翔的燕子，那抖动的翅膀好像是“将天空的蓝色绸缎剪成了碎片”。这种去政治化的的“革命诗情”，在她的文字里屡见不鲜。

强调人民的政治参与并不意味着要倾向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所谓的革命，恰恰是包含在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清算”之中的。卢森堡本人更倾向于选举制及代表议会制的政府组织形式。她的要求是十分具体的：人民要有出版自由，以及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力（这往往会被一个政权以防止对立者产生为由而禁止）。倘若不然，她坚称，将势必会导致公共生活遭到侵犯，“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陷入沉睡之中。”卢森堡认为，真实的政治生活，其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作为学习场所的公共生活”本身。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教育形式。1905年的工人大罢工，不仅仅为俄国日后的革命做好了思想基础的准备，同样也为“活动本身提供了自省的契机”。其实，卢森堡在1902年投身到对妇女投票权的争取运动中时，便已经意识到人们的政治运动经验尚且是不充足的，他们对自己应有的权利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似乎没有什么比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更好的方式，来锻炼政治参与的能力。”

同样地，由于这种“学习能力”，卢森堡同样意识到，政治的走向必然会是难以预料的事情。卢森堡有关政治自发性的理论是十分出名的，但也激怒了某些片面掌握这一理论的批评者。在我看来，卢森堡始终坚持认为的是政治参与的空前性与不可预知，而这必然需要被领导者纳入考量范畴，从而应对在革命完成之后可能出现的状况（这也正是她的理论为何往往会在政治团体的统治出现问题时被重新提及的原因）。但对于批评者来说，卢森堡似乎“走得太远了”，她允许了自发性，就意味着允许人民的心智发展，鼓励人们的认识水平超出最初革命完成时的状况，而这同样意味着已完成的革命，还需要“容纳人民的个人意志”。这显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个人意志是无法被预测的。我们将怎样迎接一个以无边界的个人意志为核心，存有潜在巨变可能的政治进程呢？用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的话说，如果“我们尝试一种全新的思考机制，将一切都纳入到可变的范畴中”，结果会怎样呢？这同样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深远的启发——阿伦特所强调的“新开始”，确实是受惠于卢森堡的：“毁坏个人性的目的是为了毁灭自发性，从而使人无法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产物，从而只能将自己作为资源贡献出来。”“一个全新的国家，却面临着一个已经悬置上千年的古老问题，”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写道，“只有经验可以矫正道路，打开全新的局面。只有不受拘束，精力充沛的生命，以各自的方式即兴创作，将政治引向人类创造力的领域，它才能自发克服所有错误的企图。”而民主的一大特点，正在于它可以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即时的反馈。“在极权国家，你永远不知道错误在何时何地发生，”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谈道，“但在一个民主国家，只要你犯了错，违背了意愿，它很快就会被推上表面。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论俄国革命》是卢森堡写在德国战后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前夕的。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再读到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觉她坚定的乐观主义情怀，以及她充沛的生命能量，与她对人民的强烈信心。她谈到了活力——这在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帕里森（Michael Parsons）看来，是“信仰的真正形式”，同样也完全不可预知（你永远无法通过公式来计算精神能量的增加与消耗）。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失败从未使卢森堡身上信仰的力量衰竭。这就好像是在一幅定格的画面中捕捉动态的形象——卢森堡并没有在绝望中死去。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面临的情况，往往是腹背受敌的。俄国革命的“自我意识”，这自我宣称的“历史经验的全知全能者”并不能看到工人阶级“处处都在坚持自己的错误”。大罢工并没有取得任何确定意义上的成功。它“尽管，或者仅仅是因为如此”而成为一种“爆发性的内心诉求，只是由于被压迫太久而不得不释放”的力量和典型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