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2/12页）
但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的“革命”正处于停滞之中。今天埃及方面的情况似乎变得不能更糟：由军政府把持的政权正在肆无忌惮地压迫平民。我们根本无从确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镇压革命的反动势力自己同样无从知晓未来。“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动荡期，”记者、国际事务观察者帕特里克·库克伯恩（Patrick Cock-burn）写道，“在此之中反动势力将会证明，想要通过联结各方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会同革命本身一样艰难。”而这种负面的不确定性，使得卢森堡所看重的对公平和正义的执着信念，变得更加符合当今的主题。当革命初衷得不到满足，人们便会迅速回归到之前的生存模式时，资深评论员马尔万·比沙拉（Marwan Bishara）也注意到了“公平与正义”的意义。他呼吁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一定要基于这样两个立场：事情可能会越发糟糕——而这世界又总在变化。事实上，革命的特性，在于强迫人们改变对时代的看法，使人们相信“不可发生之事正期待发生，曾经发生之事绝不会重演”。这会诱导人们进入“盲目革命乐观主义”的陷阱之中。对于观察者，尤其是当权者而言，这种盲目的愿景同样可以成为抑制革命的道具——他们只需要证明，未来并不会如想象一样被改造得更美好。在诸多恶兆之下，以预言种种可能后果的恐惧散播者们，会把无政府主义的崩盘作为例子，使人们怀疑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描述一种荒诞可怕的未来，来维持当下的荒诞，从而限制自由的声音。
但卢森堡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乐观的革命者，也不是危言耸听的当权派。在1917年11月24日于布雷斯劳监狱寄给露易莎·考茨基（Luise Kautsky）的信里，她希望自己的朋友可以继续“摸索、探寻、保持”着自己内心那个“年轻女孩”的存在，尽管露易莎此时已经63岁了。而当次年5月露易莎前去探望卢森堡时，她内心的煎熬、“焦躁不安、欲求不满的自我搜查”，全部都通过眼神清楚地传递给了卢森堡。于是，卢森堡隔着监狱的铁窗鼓励自己的同伴，“我欣赏的恰恰是你内心的不确定性。”对于卢森堡而言，这种通常表现为焦躁不安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美德。在她同样写于布雷斯劳监狱之中的文章《论俄国革命》中，她强调要“避免利用一些现成的处方来处理人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对于卢森堡而言，那些根本性的未知始终占据着她的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在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上，她会尽可能保持爱憎分明，但她十分厌恶自己的行为会被某种既定的情绪规则所操控。而当她面对对手与批评者的指责和挑衅时，她往往会提高自己有关革命信条“不确定性”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应当怎样处理这些来自反对者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正是她可以在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的原因。这同样也使我们可以把握她两个身份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结，一个是她个人做为女性本身，另一个是做为男权统治世界中的公众。她是我在这本书里列举的第一位放下有关男权成见的女性，并且由此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信条与引导。她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对抗世界的不公，并以自己的宽厚和敏感，度量世界的粗鲁和野蛮。
1870年，卢森堡出生时，她的故乡扎莫什奇已被俄国人占领。四岁那年，她全家搬到了华沙——也许她最早的政治经验，便是在这里经历的有关1881年大屠杀的记忆。作为非正统犹太人，卢森堡一家既不属于不肯接纳他们的犹太社会，同样也不属于反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社群。在年纪尚轻时，卢森堡便已经参与到女性无产阶级运动之中。十五岁时，她参与了由当时华沙无产阶级领袖玛利亚·波芙斯泽维奇（Maria Bohuszewicz）和她的合作者罗莎莉亚·费尔森哈尔德（Rosalia Felsenhard）一同组织的一次工人暴动（这两位领袖随后双双因这次事件被捕，惨死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途中）。由于她“非正统犹太人”的身份，她时常扮演局外人的角色。1898年，她以一个年轻女犹太积极分子的身份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她从不把自己看作个犹太人，但她的犹太身份却总会成为外人眼中的标签。正像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艾廷格（Elz·bieta Ettinger）所说，“她所拥有的身份，在德国眼中始终被看作下等人，经常遭受一种情感上的挑衅。”而在卢森堡身上，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随着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断让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得到提升时，这种敌意也进一步被加剧了。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此时的她“正保留着自己的波兰犹太人身份，生活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国家，以及一个自己即将鄙夷的政党之中”。而男权主义世界对女性，尤其是那些所谓“出风头”的女性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这一点在卢森堡身上的表现简直堪称范例：维克多·阿德勒管她叫“恶毒的婊子”，奥古斯特·倍倍尔则称她的言论是“卑鄙女人喷出的毒物”（这两人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除了是女人和犹太人，小时候经历的一次误诊，还让她成了跛子。她从没谈论过这件事，除了在自己著名的小册子《尤尼乌斯》（Junius）中，“也许”对此有所提及——这本小册子写于她服刑期间，是以偷运的方式送出监狱，随后匿名出版的。她在书中指责战争减少了劳动人口时这样写道——这使得“老年人、女人和残疾人”都不得不担负起重体力劳动的责任。这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她或许是在为“日后的自己”发声——这三个词在若干年后，都将指向她自己。卢森堡是从不屈服的，当1914年她因煽动反战游行而遭逮捕，并被执行“庭外审判”时，她抗议道：“当一桩可怕的暴行发生在眼前，任何人都是有罪的。而我这样一个女人却因为说出了真相而被审判，简直毫无道理。”用当时的检察官的话说，她是对自己的“无家可归”感到骄傲。她无法，更不愿在这样的黑夜中隐藏自己的光芒。而她微妙的处境，包括她“局外人”的身份，都为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革命的出路问题，尤其是将一种新型的话语置于政治环境中提供了条件。这正是我希望证明并长期以来坚信的：女性的身份以及女权主义本身，最重要、最独特的任务，是向社会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眼光。正是在罗莎·卢森堡的身上，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