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
1.刀锋上的女人：罗莎·卢森堡
玫瑰就在这里，我们跳舞吧！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我必须用双手努力攀住这牢笼的边缘，为此我需要向困居在动物园中的野兽学习。
——罗莎·卢森堡，1917年2月18日
来自伏龙克要塞监狱（Wronke Prison）的通信
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弗兰兹·卡夫卡，出自“卡夫卡的第三本八开笔记”（Third Octavo Notebook），
于”K的城市：卡夫卡与布拉格”
(The City of K.：Franz Kafka and Prague)展览中展出
罗莎·卢森堡无疑是我们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人物。但当她意识到自己的世界正处在无从预知的混乱中，而这完全是由于人们已经惯于用“政治谎言”为自己牟利所致之后，便不再期盼自己以往的信念在此生可能成为现实。倘若不设法让自己置身于有关独裁与恐惧的旧日景象之中，我们恐怕很难真正理解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意义。她的政治观点带有某种神秘主义倾向，这使她往往会让自己的盟友与批评者同时感到诧异。但这不意味着她的政治观点是语焉不详的“空中楼阁”。她的观点是带有强烈诉求的，这种诉求的出发点是保障受压迫者的利益——她希望可以建成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从而矫正当时充满了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她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身份也是我们之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丑陋之处日渐暴露的时代追忆她的原因——但这仅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更关键之处在于，她是个女人，一个拥有卓越口才与斗争意识，同时也被多数“厌女症”患者视作眼中钉的女人。更何况她还是个犹太人，一个永远的异乡客。她一生都在波兰、瑞士和德国之间颠沛流离，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让她不受迫害、真正施展抱负的地方。她是为了一个不够理智的信念而献身的。卢森堡出生在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小城扎莫什奇，十九岁时为躲避因与地下组织成员接触而招致的牢狱之灾，她藏在一个老农的破旧马车里，永远地离开了家乡，从此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漂泊。而当听说这个犹太女孩打算接受洗礼，与自己的基督徒恋人结婚，并且她的逃亡也完全是因为要躲避家里对这桩婚事的反对时，当地一位热心的天主教神父向她提供了帮助。
没有归属感，反倒成了卢森堡思想力量的源泉。这种感受使她可以不受束缚，即便被囚禁也依然可以借由思想力量，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同时，这份不安也是她不断深入思考和寻找自我的原因。我们不难从那些出自她手的信件、革命宣传册以及报刊文章中理清她的思想轨迹（即使是在服刑期间，她仍然笔耕不辍）。“她内心热烈的革命激情熔化了束缚她的枷锁，而她的钢铁意志必然可以让她挣脱那罪恶的牢笼。”她的挚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这样写道，“（集聚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思考与担忧，使得那囚禁她的斗室也显得无比宽阔。”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卢森堡展示了一个被压迫的人，尤其是一个被压迫的女人，可以酝酿怎样卓越而远大的理想图景。“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向往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全世界。"1938年，在面对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时，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写下了这样的名言。而对于卢森堡和伍尔芙这样两位杰出的女性，即使时空隔开了她们，但民族主义依然是她们共同的苦难根源。“英国人的法律不接纳我们，并让我们确信，他们一定会长久地拒绝我们。”伍尔芙如是说，“他们视我们女人是国家的耻辱。”尽管卢森堡并没有活到希特勒的时代，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伍尔芙视作她的继承者，因为卢森堡所看重，并隐约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有所表现的精神诉求，在伍尔芙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实践对女性地位的强调，并将这种对女性地位的强调与反抗民族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
当然，卢森堡最终还是以其革命活动而闻名的。由于她的努力，20世纪初的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这些成就至今仍有回音，振聋发聩。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没有2011年相继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治浪潮，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罗莎·卢森堡是处在怎样的动荡之下提出这些卓越的思想成果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在今天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聚集到街头，以理智或不理智的方式要求着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好像正走在卢森堡和她的同伴们当年走过的那条老路上，等待着这个女人从过去的时光中复活，来为他们指明方向。“一个月之前，一周之前，三天之前，”埃及作家阿达夫·索埃弗（Ahdaf Soueif）在《开罗，我的城市，我们的革命》（Cairo,My City,Our Revolution）之中这样写道，“我无法告诉你这里将会发生什么。”而当时同样身在开罗的谷歌高管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则表示，“（暴动行为）完全是出自于自发自愿的。”这似乎是往昔动荡岁月的翻版——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曾体验过那段时光。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那段时光意味着某种脆弱但决绝的紧迫感。她深知，无论是在个人生命中还是在公共空间里面，任何变化都只有在自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卢森堡时常用自己的私人体验来类比政治理论，这表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以及这背后的坚强意志。在这一点上，性别刻板印象的荒谬之处被体现得尤为明显。无疑，卢森堡不仅有着卓越的才华，而且具有越挫越勇的顽强性格。更重要的是，她的政治远见可以穿透当时笼罩在社会上的阴霾，看清事物的本质。她把自己体验到的阴霾称作是“灵魂的擦伤”，正如我在本书最开始引用的格言，“你可以想象，”她在1898年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写道，“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
2011年，那些在开罗或者其他地方通过激烈方式进行的请愿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回应，尤其是其中日益被明确和亟待解决的女性权益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到了2013年7月，政府力量再一次掌握了权力，第二次革命的尝试最终成为这次革命的终结。而在这一次骚乱中，更是发生了无辜妇女在解放广场被当众强奸的恶性事件。这几乎会成为每次暴乱的主题。在2011年12月，海茵德·芭达维（Hend Badawi）在参与对临时政府的抗议时遭到了强暴。之后，她大声斥责了到医院来探望她的陆军元帅、当时埃及政府的实际权力拥有者坦达维（Tantawi）：“我不需要您的探望，我不是那些忠诚于您的暴徒！”而现今，这个勇敢的女孩正在整个家族的“冷暴力”侵扰之下，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并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芭达维的革命之路也许就此画上了句号，但作为先行者的卢森堡，在与她相仿的年纪时，就已经将革命信念深植于内心，并通过实践，使之成为生命的核心意义：“我将通过参与有关这个社会的革命，修补我内心中需要变革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