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巨星（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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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思想？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也许卢森堡的生平和著作会证实，女性的特质（同时参考过往的经验），往往能克制或驱动她们在那样的时刻，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些经由卢森堡思考的提议，通常会达成某种极限：“近乎于夸张”的或“触及界限”的——在她给约吉谢斯的信里，这两个短语也被看成自己的口号。“我们正处在一个狂乱的时刻，“1906年，她同样是在一封写于华沙监狱（她的这一次入狱是由于推翻独裁政府的计划暴露）给考茨基夫妇的信里提到，“‘一切存在都应当灭亡’。”（引自歌德的《浮士德》）但同样，革命的危险之处，在于没有人知道，推翻一切之后，会有什么幸存下来。可在卢森堡眼中，这种危险却同样是“激动人心之物”。“革命是高尚的，”在来自1906年的信件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切都将随之重新洗牌。”
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卢森堡一直在努力寻找自我。在华沙，她曾与十三个政治犯一道被塞进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身心备受摧残。但磨难从未损耗她的热情。“我的内心情绪，”在列举了自己于被囚禁过程中所遭受的侮辱之后，她却心平气和地写道，“永远都不会因此而沮丧气馁。”而在1916年1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写给玛蒂尔达·乌尔姆（Mathilde Wurm）的信里，她说当一个人身处苦难中时，“务必要保证人格的完整性，这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而这，”她又强调，“要依赖于保持坚定、纯洁和乐观，正确的乐观是抗衡一切的武器，因为咆哮是恐惧和软弱的表现。”但对于卢森堡来说，群体中的“坚定”往往很容易变成顽固的盲从，进而成为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品质。所以在同一封信里，她承认这种保持人格完整的“处方”，只有在人“孤身一人”时才会有效。然而能量和热忱终究是关键。她向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致意：“那个瘦小脆弱的罗莎，已经拥有了充沛的能量，足以应付一切挑战。”“热忱连同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成为自己的路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卢森堡或许可以作为“因信称义”的代表，因为她的渴望与勇气成就了她一生的非凡与卓越，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她的信仰之上（尽管信仰总会在现实世界中显得“不合时宜”）。我斗胆说，大概从没有一个人，会像卢森堡这样游走于刀锋之上，只为享受革命信仰带来的荣耀。
在卢森堡遇害两年后，蔡特金访问苏联归来。在列宁的建议下，她决定要整理卢森堡的遗作，并尝试出版它们。尽管卢森堡有一些“错误”，但在列宁眼中，她依旧是出色的“革命之鹰”。蔡特金原本被叮嘱要销毁她最著名的手稿《论俄国革命》（无法确定这份指令是来自列宁本人，还是其他苏共政治局成员），可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出版了。这份手稿，卢森堡写于自己的单人牢房，而她始终将牢狱生涯看成独自思考革命或是个人问题的好机会。而她那些从监狱中寄出的信件同样非常有名。［1921年她的《狱中书简》第一次由索菲亚·李卜克内西（Sophie Liebknecht）整理出版。］尽管是一篇包含了无比的勇气和相当程度质疑的文章，但《论俄国革命》无疑是后人介入卢森堡内心，尤其是她的革命理论的重要通道。这篇文章直到1922年才由她的私人律师保罗·利维（Paul Levi）（有人认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整理出版。利维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版这篇文章——在此前不久，“喀琅施塔得起义”[1]标志了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次奋起反抗（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次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
事实上，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时机选择是大加赞赏的。她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与她对战争的憎恶是相伴而生的。在《论俄国革命》的开篇，她写道，“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持久的影响，很好地驳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通常来说，卢森堡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是她发觉自己所在的政党最终背叛了革命的初衷，开始倒向支持战争的一方势力之时。这显然使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根据蔡特金的记录，她与卢森堡在那段时间里都曾认真地计划过自杀。显然，为了避免成为战争中“必然的受害者”，以及自身的其他利益，是时候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作为对德国社民党背叛革命路线的回应，卢森堡以她惯有的犀利反讽，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结尾部分的“改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全世界的工人会在和平时期团结起来——但当战争爆发，他们每个人都恨不得要撕破对方的喉咙！”俄国革命最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并且揭露了社民党对于这样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虚伪的和谈条约。这同时也拷问了德国乃至整个以“现代化”“文明”“先进”自居的欧洲大陆，在革命问题上是否需要向他们眼中“落后的俄国”学习。正因为如此，“讲真话的卢森堡”才会成为众多愚蠢的沙文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其中尤以那些来自社民党同僚的攻击为甚。由于卢森堡从不掩饰对俄国人的革命路线的赞赏，以及由此阐发的对于社民党自身的批判，她让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对于自己那些狂热的昔日同志基于民族主义而宣扬的“勿忘逝者之耻”，希望借此煽动民众好战情绪的行为，卢森堡则毫不留情地将其斥责为一种“杀戮教唆”。
这同样是属于她的思想特质，同时也是她一种独特的贡献：她对革命的热爱并未经由批判性的调和而变得模棱两可，反而更加直接而富于激情。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提出的两个主要的争议焦点分别是布尔什维克有关给农民进行土地分配的方式（她担心过于简单的配给制度会导致新一轮的土地私有化危机），以及革命后俄国的民族自决[2]。她痛恨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是对于之前处于极端受压迫出境的俄国人，他们可能由于解除了枷锁而滋生的自豪感同样也是危险的。就像她自己亲眼见证的，这种民族情绪只能导致国民的盲目自信，最终导致严重的排外性危机，甚至是战争的再度爆发。但贯穿这一危机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基础的，始终还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卢森堡对平民的“善意”也有所彰显：她认为这种关联性，是由于平民的心智很容易被革命的“继承者”所利用（这不啻她的又一次伟大预言）。她曾在自己于1905年关于大罢工的文章里劝告列宁：“革命中不应有任何权威者存在。”更著名，同时也更早一些的事情，是她曾在1904年指责列宁，正在“为守夜人的国度培养一群无脑的好人”。而当她的《论俄国革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时，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同时在人们的心灵层面着手改造”的论断，其中的深意才被人们真正理解。但由于抓住了革命的时机，同时也很出色地领导了革命，列宁还是赢得了卢森堡长久的青睐。她的批评建议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时常会面，并建立起了一段深厚的革命友情）。但在革命问题上，她却从不给自己的朋友留任何情面。在她看来，列宁的某些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那些“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的革命手段。后来的评论者认为，这种争论，也许只有在这一时期的苏俄政府才行得通，而绝不能发生在当时的德国，因为当时德国并没有一位像列宁这样有力的领导人，以及一个足够理智的政党，可以确保革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卢森堡也深知这一点。她从未拥有任何权力——她只是自己的领导者。但这并不妨碍她谈论权力以及权力的后果。正如女权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权威往往会陷入对自己的盲目相信之中。但卢森堡却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正如她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彼得·奈德尔（Peter Nettl）所写，“她从未因自利的目的而追逐过权力”。